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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4日星期二

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转窄的桥

    一
    
     2011年7月2号上午10点,当我从中国云南河口过境,梦游一般抵达越南老街,再蓦然回望自己的故土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首歌:
    
     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
    
     不要害怕
    
     会过去的
    
     这是一首流传于地中海沿岸的古诗,一位欧洲渔民前几年来中国旅游,在云南丽江和我一见如故,就教我用希伯来语唱它。据说二战时,许多犹太人,就是唱着它,平静地走进纳粹的焚尸炉。
    
     我没有走进焚尸炉,而是穿过酷热的越南,辗转华沙,降落在柏林市中心机场。我伸出舌头舔一舔空气,甜滋滋的。自由的空气,甜滋滋的。菲舍尔出版社的高个子 彼得老远就张开了手臂。我的眼睛湿润了。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邦,我该怎样叙述这些年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呢?
    
     二
    
     六四大屠杀之前,我是一个反叛传统的诗人,热衷于流浪、打架、朝三暮四、胡说八道。我得过二十多个官方文学奖,自以为早晚会在国际文坛上混出点名堂。之后 呢,我因诗获罪,坐牢了。诗人那张浪漫的皮,被活剥下来。接着出狱了。彷佛在一夜之间,世界颠倒,我被遗弃。
    
     六四大屠杀是一条分界线,之前,大家一窝蜂爱国,之后,大家一窝蜂爱钱。我一个劳改释放犯,没钱,就让人瞧不起。重归故里时,与前妻、与父母、与兄妹、与 故交的重逢,都过分平静,没有任何书里描写过的激动场面。我女儿是在我入狱大半年之后出生的,三岁多的孩子,一见我露出光头就惊骇不已,哇哇大哭,接着就 躲到门后,暗暗冲这边喷口水。
    
     囚犯都是光棍汉,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瞅不着一个女人。所以漫漫牢狱,性爱是大伙儿最为日常的话题,连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犯也不能免俗。区别只 是,在刑事犯集体手淫,搞得整个监室乌烟瘴气时,政治犯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逃之夭夭。我曾经和一个人贩子是上下铺,每逢监狱打牙祭,这家伙必然手淫,有时 候动静过于大,上铺的我就忍不住敲击铁架,表示抗议。于是这家伙抬起脑袋,手里一边继续,嘴里一边嚷嚷:晓得不?刀不磨,要生锈。
    
     我嗤之以鼻。却不料出狱之后,果然“生锈”了。我渴望已久的破镜重圆极其糟糕,没怎么接触,就嘎然而止。前妻爬起来,冷冷地说:我本来不想做,可你刚刚回家,又不能不做。
    
     我外形呆若木鸡,内里却翻江倒海。我急忙穿好衣服。三个多月之后,在一场歇斯底里的冲突之后,我们离婚了。这个世道真是人间地狱啊,一个性欲强烈而又不断 早泄的男人,一个落伍的怪物,一份不光彩的政治遗产,出路在哪儿?那些过去的朋友,接过我一次电话,就再也不接了;专程过来请一顿饭,就再也不露面了。我 前妻替成都一家夜总会编辑娱乐杂志,她怕我的光头惹眼,就买了一顶假发,逼我戴。有一次夜深了,我担心她,就戴着假发去夜总会接人,不料一进门就撞见醉醺 醺的一胖一瘦两个总经理。他们过去都是诗人,也都是我的故人。我们曾一起办地下诗刊,一起讽刺共产党。当然,他俩比我爱国,1989年闹学潮,还跑大学校 园去朗诵反腐败的政治诗,而六四那晚,更是激情澎湃地奔成都天府广场,声援与武警对峙的学生,送水送干粮,送头破血流者去医院。
    
     他们认出了我,胖子一把揪下我的假发说:反革命化啥子妆哟。瘦子接着叫:给反革命来个小姐。我吓得浑身冒汗。他俩哈哈大笑,就扯我进包间喝酒。
    
     一帮三陪小姐围过来,卡拉OK也顺势唱起来。胖子掏腰包,散发糖果似的,每人小费一百元。瘦子问我还写诗吗,我答写不出来了。瘦子说:如果你还写诗,就转 变一下风格和题材,赞美夜总会,赞美夜成都,赞美夜成都的美女以及麻辣烫,可以化名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也就是你老婆任主编的副刊上。
    
     我懵头懵脑地说:从前你们是穷诗人,稍微好点的酒都喝不起,怎么眨眼就发财?这么阔气的场子,一年的租金得十几万吧。
    
     胖子说:贷款嘛,挥霍嘛,银行有熟人,整垮了就将就这房子和设施做抵押。只可惜小姐们不能抵押。
    
     瘦子说:邓小平南巡后,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民运不好搞,钱好搞嘛。
    
     这一夜,我和前妻回到家,不禁感叹国人见风使舵之快。这一胖一瘦,在六四前后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前妻说:眼红个啥子?是个男人,就得奋起直追。
    
     我一时语塞,一夜无眠。大冬天,怕惊扰前妻,就枯坐露天阳台,良久,抽出洞箫来吹。心太累,我居然吹不响这竹管。我着凉了。第二天,在剧烈的咳嗽中,我给多年挚友刘霞,也就是著名政治犯刘晓波的老婆写信,其中说:
    
     无尽头的麻烦。你熟悉的她已成为在现实中勇于拼杀的女人,然后是女儿抚养问题,然后是朋友之间的无话可说。她说她三十多岁还没安定的窝,她又说我必须挣钱 养女儿。她蔑视我们的过去,这需要勇气,她最讨厌的就是我吹箫,于是我不吹。我的心灵深处还在爱她,但无法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去爱她。
    
     一个人时,我常在家里用两到三种声音自问自答:“你好呀!”“好个屁!”“怎么啦!”“他妈的!”“麻烦!”“野兽!”“我是丈夫!”“他爸!”“夜总会!”“钱,钱是你的命!”“我要革命!”
    
     我的箫是柔软的,只有深夜它才像薄薄的刀刃。刘霞,我的朋友,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吗?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
    
     这封信的日期是1994年3月26号。接着我与前妻彻底分居,搬回城市另一端的父母家中,像小时候那样,由大人管吃管住。我兜里常常只剩几块零钱,连门都 不敢出。哥哥大毛借我的一万块,统统付了女儿的抚养费——她在我坐牢大半年后出生,如今已二十一岁,可和我在一块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个月。
    
     三
    
     我沦落江湖,以吹箫卖艺糊口。稍有喘息机会,就悄悄写作关于监狱的个人证词。六四之前的往事,渐渐离我远去。静流无声,光阴虚度,我以为自己就是世间最倒 霉的家伙,连秘密警察也生出怜悯之心,为我寻一铺面,登门动员我卖衣服去。我说我不会卖衣服。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改天我带你去北门火车站旁边的 荷花池歪货市场,批发点衣服裤子,还有名牌商标呢。你拿回来,喷点水,刷一刷,抖一抖,挂一挂,就伸展了,再仔细熨一熨,假的就跟真的差不多了。你就麻起 胆子跟顾客侃价,凭本事,把十块左右一件的货,转手,翻番,卖个五十或一百,不就发财了?我说:顾客不是傻瓜。他说:哪怕顾客不是傻瓜,你也要认定是傻 瓜,做生意就是心理战。我说:万一露馅儿呢?他说:当场识破,你也得死赖到底。如果有人大吵大闹,不依不饶,你就电话我。我苦笑说:靠警察来收拾烂摊子, 这生意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得出来,票子好赚得很。开头两年,铺面的租金我设法替你免掉;一旦红火了,你就趁热打铁,开连锁店,争取五年之内开十家,十 年之内开五十家,那你就成本市顶级时装老板了。如果再上层楼,雇些打工仔,搞个自己的加工厂,彷冒国际名牌,廉价返销国际,你准变成跨国公司的超大老板, 让西方人缺了你就没裤子穿。我被逗得哈哈笑,可一闭拢嘴巴,就感觉自己挺无耻。
    
     那夜我俩频频碰杯,烂醉如泥,一会儿勾肩搭背,一会儿反目为仇。分手时天快亮了,他还在说:老廖你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的独木桥就是秘密写作。谁也没料到,一年之后的某天下午,同一位秘密警察兼酒肉朋友竟率众突然闯进我的住宅,告之这是“法律程序”,接着出示《警官 证》,宣读《搜查令》,再一寸一寸摸索床、桌子、屋顶、地面以及若干我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旮旯。每个抽屉都拉开了;每个裤兜都翻出来。尽管我的看门老狗玉嘴 汪汪抗议,但它的窝还是抄了个底朝天。家里所有文字类的东西都被当场没收,其中包括书信、便条、寻狗启事,以及快结尾的《证词》的手稿。
    
     我在罪证清单上签字,然后被警车带往附近的派出所,接受审讯直到深夜。曾让我卖裤子的他,送我出门,握手、拍肩,并叮嘱“这个月你不得外出”。
    
     转眼损失了几十万字!我疲惫不堪地躺倒,用最不堪入耳的四川脏话一遍遍咒骂自己。接着只能重写。不值得同情,大伙儿都在生存夹缝间挣扎,没人觉得这种屁事 值得同情——可能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才执意补偿给我一位天使般的女友,乳名宋玉,温言软语,不离不弃,陪伴我渡过人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就这样, 我身体的早泄逐步缓解,可精神的早泄依旧继续。我喜怒无常,悲欢无度,在酒吧卖艺时,时而低眉顺眼,时而高谈阔论,有次一时兴起,竟使酒瓶砸破一醉鬼的 头,酿成了治安事件。
    
     在底层厮混,与众多无家可归者为伍,犹如坠入无底深渊,找不到方向,得不到自由。内心有监狱,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这是我的吹箫师父说的,但此刻他在何 地?我开始日日酗酒,骂国家骂警察,骂邓小平骂李鹏,也骂国内精英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骂1989年上街游行的数千万群众。我为什么要在六四凌晨朗诵《大 屠杀》?值得吗?人死了,倒干净了,活着,永远狗一样活着,这就是朗诵《大屠杀》的下场!
    
     秘密警察依旧登门拜访。不知这四面墙里是否有窃听设备,我的行踪,我的人际交往,甚至我的梦,他们都了若指掌。我总是做逃跑的梦,上天入地,臂膀如翅膀扑 腾,累得喘不过气。我习惯像胎儿一般,蜷缩着睡,尽可能地小点、再小点,似乎这样就能回到母亲子宫。回到子宫才能躲过监视!枕边的宋玉经常摇醒我,母亲一 般抱着我,直到又一个噩梦似的白日降临。
    
     原来是刘晓波通过传真机,从北京塞过来一份字迹模糊的《请愿书》,关于“六四真相”的。我懵头懵脑地签字回传,两天后,就懵头懵脑地被秘密警察带走,在公 安局招待所禁闭二十天。宋玉在墙外四处找人,待我终于回家,她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未来吗?
    
     我哑口无言,脑海里却浮现出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坠落在他的肩上……
    
     四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六四难属丁子霖,她听完我的故事说:你算幸运的!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大屠杀画家武文建,他还没听完我的故事就说:你算幸运的!
    
     我说:相对死难者,我算幸运的。
    
     他们说:不对,相对幸存者,你也算幸运的。
    
     丁子霖教授的独子蒋捷连,1989年才十七岁,还是中学生,就受爱国浪潮的席卷,全身心投入街头政治,却在6月3号夜里被子弹击穿心脏,经抢救无效夭亡 ——丁氏夫妇痛定思痛,决定站出来,向全世界控诉;有他们牵头,死难者家属一个接一个站出来,面对全世界,形成了“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多年过去了,刽 子手还在统治这个国家,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却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中渐渐老去,甚至死去。
    
     而武文建在1989年,才十九岁,与丁家独子同代。他也在6月3号夜里,不顾父母的阻拦上街声援,所幸的是,子弹只穿过他的头皮,而不是心脏。激于义愤,他公开发表了“讨还血债”的演说,随之入狱多年。
    
     武文建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六四街头抗暴者。“中国官方叫我们‘暴徒’”,他说。在那天晚上,至少有几百万手无寸铁的“暴徒”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对峙。开头是一 辆接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过去;后来就开枪扫射了,大伙儿发出阵阵惊叫,一片枪声一片血,人如乱草,嘎嘎被割下地。
    
     西方人只知道王维林,因为他一个人站大街中央挡坦克。一长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烟,像不断放屁的巨型甲壳虫,左绕右绕,硬是被这个人给挡下。你是钢铁我是血 肉,压过来呀,王八蛋!这个镜头进入了历史,因为凑巧被外国记者摄到。据说美国老布什总统看了实况转播,也忍不住流泪了。可是那一夜,中国有无数个王维 林,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逃亡美国的作家郑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89年6月3日晚9时许,在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宽阔的大街上,阻挡军队的人们,手挽手结成了厚达二三百 米的人墙,涌动着,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开路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大棒,疯狂殴打。民众以石块回击,缓缓后退。10时许,民众退到立交桥上,双方 被横挡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车辆分隔。开路部队不敢绕过车辆直接攻击人群,坦克开上了最前线。
    
     据另一目击者记载: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企图撞开横在桥中的无轨电车;数千人却在几个立于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碰击车辆的刹那,喊着“一、 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过去。这堵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惊天动地之声,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胜利的欢呼 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每一次都以坦克的怒吼开始,以双方同时冲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达到高潮,以坦克的后退和人们的胜利欢呼而告终……屡屡碰壁之 后,部队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大伙儿不得不掩面躲避。而坦克却趁机开足马力,再次向车墙撞去,轰 隆!轰隆!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变形了,车墙当中撕开了约两米宽的口子……坦克再次后退,当它准备再次冲锋时,数千学生和群众一拥而上,硬是把倾斜的车辆推回 原位,封死缺口,并以血肉之躯顶住摇摆的车墙,阻挡钢铁的冲击……
    
     郑义继续回忆道:6月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北侧长安街,大批民众由西向东行进,试图冲入已经被军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去解救学生。他们在广场外围与军队遭 遇。大伙儿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挺进。每一次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又有更多的人加入,最 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
    
     这时候,来了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倒在马路上,旁边人看了,也跟着躺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黑压压地躺倒一片。
    
     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坦克紧急刹车,“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冲”。最后,坦克射 出催泪弹,驱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黄烟中疯狂追逐,当场碾死十余人。有五位青年死于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两个被压在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成一团。
    
     独裁获胜了。刽子手邓小平终于露面,对戒严部队官兵论功行赏。风声鹤唳,“暴徒”们纷纷落网,一批批“罪大恶极者”被绑赴刑场,公开枪决。武文建说:我也 算幸运的,才判七年。许多同我一般大小的“暴徒”,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贩,为阻拦军队,就上街了。结果被法官随便弄个“打砸抢”的罪名,重判快判,一坐 牢就是好多年。可怜啊,进去前还是处男,亲嘴都不会,出来时就已经人过中年,不懂社会,不懂女人,没任何谋生的本事,怎么办呢?一大把岁数,却只能和年迈 的双亲挤一处,分享退休金。有的甚至不敢出门,这些年城市变化太大,万一在自个儿故乡迷路,不让人笑话?
    
     我内心一阵酸楚,因为我也在自个儿故乡迷过路。接着,在2005之后的数年,我跟随武文建走进这个被经济腾飞的专制中国所淘汰、所淡忘的边缘群体。
    
    五
    
     我鬼鬼祟祟,数年里做了数个地下访谈,而更多访谈,更多骇人听闻的细节,由于当事人的回避和反对,却不便在书里公开。六四当天,戒严部队四处追捕,不少人 死于拳脚。第一批入狱的八名烧车“暴徒”,七名被从重从快地毙掉,剩一名叫王连禧的环卫工人,因查出“严重智障”,被二审改判无期徒刑。坐牢十八年,出狱 不久撞上北京筹办奥运会,房子遭暴力拆迁,因无家可归,被当地政府送往精神病院。据目击者称,王连禧曾露宿街头,翻垃圾桶找东西吃。
    
     还有一个叫陆中枢的,因为当众烧车,激怒戒严官兵,差点被打死。武文建说:他是被塞进坦克,直接送看守所。已经傻了,不知是被打傻的,还是原先就傻的。浑 身发紫,没一块好肉,大小便也失禁,不脱裤子,就哗啦出来了。整日梦游似的,任何人叫他都不应。他后来莫名其妙“失踪”了,与世人皆知的挡坦克英雄王维林 一样,谁也不知下落。
    
     东拉西扯之余,性爱话题却不能放进个人访谈。本来光棍对光棍,又都坐过牢,自然会涉及女人。待忘乎所以过足嘴瘾,才突然想起录音机开着,于是当事人正襟危坐,正告我“家丑不可外扬”。
    
     整个中国,因六四抗暴而坐过牢的,估计好几万,仅北京地区,就达数千。其中毛头小伙子居多,像武文建这样,入狱前还是处男的,真不少。由于历经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深宫冷藏”,出狱后下身都有毛病。
    
     转眼中年了,还早泄加阳痿,自然恢复期,大半年至两三年不等。像刑期较短的武文建,阳痿近两年,才差不多康复。他说:“我学过美术,出来没多久,就进广告 公司,在暴徒里算混得相当不错。我经常出差,住酒店,出没美女如云的场所,但脑子里却翻滚着被跟踪、被警察当场捉奸的场景。我的初吻很糟糕,把女孩的嘴唇 碰破了,并且一炮就泄,裤裆湿一大片。我那个猴急啊,那个悔恨啊,可越急越恨,那玩意儿越翘不起来。我一晚上干瞪眼。女孩挺有耐心,反过来抚摸我,安慰 我,搞得我快哭了,我又不能为这事儿扇自己两大嘴巴。后来她走了,再也没回头。”
    
     我说:“憋坏了吧。”
    
     “在大街上,只要看见某个稍微性感的女孩,都有上去搭话的冲动,但又不由自主地担忧:不行怎么办?我在重庆的某个酒店,还勾搭了一个服务员,哎哟,那个胸 挺的!我们一进房间就黏住了,她一跳一搂,双腿就夹住我的腰。我按捺不住,可裆内扑腾几秒钟,完啦。他妈的!人家骚劲儿已经水涨船高了,我他妈的偏偏完 了!人家那个鄙视,那个咬牙切齿,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可有什么办法,丧权辱国似的,再扛一会儿,我好像又有点感觉了,可一试,又认栽。这一来,人家从牙缝 里迸出两个字:‘没用!’”
    
     “这比共产党对你的打击更厉害吧。”
    
     “咱没用?就那些官僚、款爷、犬儒、种马有用?咱为什么坐牢?咱坐牢的时候你们在外面干吗?大把捞钱大力嫖妓是吧?捞够了嫖够了就嫌咱没用是吧?”
    
     “世道人心的确变了。”
    
     “是我有点变态了。自己不行,还自我悲壮,迁怒于人家女孩。前不久,我和刚出狱的昆子在前门遛弯儿,夕阳真美,来来往往的人流也不错。可这时候,跟前擦过 一女孩,长发飘飘,遗下淡淡的香气,特别是两瓣屁股,圆圆鼓鼓的。我倒没什么,出来这些年,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可昆子,已经四十多岁的昆子,曾在六四街 头,冒着枪林弹雨,爬上车顶发表演说的勇士昆子,此刻却直愣愣的,两眼伸出一对无形的铁钩,恨不得抠进去,把那两瓣屁股硬拽过来。普通人不会明白这种可怕 的饥饿感。直到女孩走远了,昆子梦醒了,还在我耳边哀鸣一声:‘武子啊,我阳痿啦。’”
    
     我和昆子见过面,武文建在旁边一再怂恿,昆子一再犹豫,但最终没有接受我的采访。昆子是复原军人,满腔爱国热情,六四前夜,他刚巧在流亡作家郑义回忆录里 指出的地点——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并站在高处指挥了群众和坦克的对抗。随后被出卖,被戒严部队抓捕,以“叛乱罪”判处死缓。入狱不久,即妻离子散,多 年后出狱,剩光棍一条,和八十高龄的父母挤一块。“工作太难找了”,他说,“我要是接受你的采访,老板知道了,马上就辞退我。”
    
     “你干什么工作呢?”
    
     “先在街头,也就是大百货公司的外面,替顾客看守自行车。钱少得可怜,冬天雪花飘飘,要不断地跺脚,才不会被冻成冰棒。后来经哥们儿牵线,进浴场做清洁 工,打扫厕所,没日没夜,好歹收入稳定些。1980年代,夜总会很稀罕,那时的电影里,上夜总会的差不多是坏人,至少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到1990年 代,经济和裤裆一起开放,上夜总会找三陪小姐就普遍了;到2000年代,夜总会落伍,浴场时兴了。喝酒、唱歌、打麻将、泡澡、搓背、捏脚、按摩、打炮,多 功能服务,客人怎么舒服怎么来。开头你或许找不着感觉,来个小姐,让你脱个半光,先正规按摩,接着非正规按摩,大腿根儿呀,小肚皮呀,没完没了地撩拨,你 能扛住不翘吗?这就是腐败窝,我是腐败窝里扫厕所的。贪官和大款进进出出,左搂右抱,趾高气扬,我还得低三下四,提供手纸。1989闹学潮,老百姓支持学 生,反的就是腐败呀,我们要求共产党的高官家族,公布灰色收入,公布灰色财产,目的就是帮国家治病呀。可如今,贪官和奸商成群结队,老百姓水深火热,社会 乱七八糟,我一为中国民主付出惨痛代价的爷们儿,还得伺候这帮孙子。”
    
     “难为你了,昆子。”
    
     “有一次,两个大款光着膀子上厕所,居然把我给认出来,满面惊愕:‘哟,这不是昆子吗?我是你的老街坊小海,六四那晚,我们还一起挡过坦克呢。我他妈的运 气好,泥鳅一般,混在人堆里滑掉,后来死赖到底,死无对证,只在单位做个检讨就完事。再后来,邓小平南巡了,爱国爱不起,大伙儿就响应党的号召,个个甩开 膀子挣钱呗。我搞食品加工,以次充好,把死猪当活猪卖,发财啦。只要不提六四,不捅他们的旧伤口,就可以一直发财。唉,昆子你也太沦落了,当年振臂一呼的 威风呢?人的命数,真说不清楚。’”
    
     六
    
     在全国成千上万已出狱的六四抗暴者中,昆子的遭遇不算太差。按武文建的说法,至少结过婚,在大难之前尝过床上甜头。有一个代号叫“小猫”的,二十二,因六 四之夜扔砖头,屡屡击中军人头部,被追捕落网,获无期徒刑,出来时已三十九了。“我他妈的还是处男!”他说,“为我接风的哥几个,连连感叹,说奔四十的处 男,在当今社会算珍稀动物。”
    
     “你手淫过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手淫。1980年代,人人都纯洁,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共产党员的孩子怎么能手淫呢。”
    
     “可你坐牢了。”
    
     “咱是爱国罪。不能像刑事犯那样,总琢磨裤裆那点事儿。有个星期六晚上,犯人集合看电视剧,是港片,有个别暴露镜头。我后面的犯人耐不住,就悄悄扒裤子, 呼哧呼哧动作。眨眼间,我感觉屁股猛一激灵,再一摸,满手黏黏糊糊的。太恶心了!我回过头,本想迎面挥去一拳,可忍住了。咱是政治犯,不能丢这个份儿。”
    
     “不错啊。”
    
     “什么不错?与世隔绝多年,在里面想像外面,觉得无论如何,老百姓会善待咱们。可转眼一瞅,全变脸了。大伙儿可怜我,洗我脑子。这脑袋啊,共产党在监狱里 也没洗成,可哥几个三言两语,就让我崩溃啦。接着乘酒劲,要找地方为我‘破处’。于是像个木偶,被他们牵着走,过大街穿小巷,七拐八拐,拢一灯红酒绿的地 儿。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著名的野鸡一条街。白天静悄悄的,挨家挨户的卷帘门全闭着,夜幕降临,卷帘门就稀里哗啦开了,露出‘三妹发廊’、‘二姐发廊’、什 么什么发廊之类。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小姐从里面站出来,当街拉客。哥几个还挺照顾我,太烂的门脸儿没进,太主动的小姐也避开,而选了最靠里的、相对比较宽 敞的去处。我太紧张了,过去从没做过那事儿,脑袋乱哄哄的。那些小姐,也许应该叫大姐,有的应该叫大妈,来来往往,统统露出大半截胸脯。我不敢看。进了发 廊,小姐们呼啦一下围上来。哥几个忙说:‘别别,我们就简单洗个头,只是这位兄弟,需要好好伺候。’
    
     “于是五十来岁的鸨母出面,招呼众小姐站成两排,让我随意挑。
    
     “我怯场,手脚禁不住发抖。想转身开溜,哥几个死活扯住,笑嘻嘻的。‘必须过这一关’,有位哥们儿说,‘要不今后怎么进入社会,怎么找老婆呢。’
    
     “心一横,就挑个单纯点的。被推入所谓‘新婚洞房’,真比狗洞大不了多少。反锁门,也没大伙儿在场,男人的冲动就自然有。下面热热的,膨胀得很大,都有些 迫不及待了,却不料,人家小姐才解掉衣扣,露出双奶,我就流水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可越急越不行。小姐让我喝水,给我按摩,请我躺下,然后骑上来,不紧不 慢地撩拨。我太想了太想了,可那玩意儿就是不翘,还一个劲儿朝肚子里萎缩。我都快哭了,因为能不能满足自己,倒不打紧……”
    
     “是吗?”
    
     “跟和尚一样,六根清净,倒也罢。可我耗掉哥几个三百块炮钱,又做不成事儿,这不造成浪费吗?大伙儿都是六四暴徒,都被社会抛弃到边缘,挣钱糊口不容易, 却这么怜惜我,凑着份子帮助我迈出这人生第一步,可我这窝囊废!人家小姐还挺仁爱,没任何怨言,抱着我睡,像护理伤病员似的,手和腿反复在那儿摩擦。我又 流水了,没翘也流水了,真丢人啊。折腾到半夜,哥几个打着哈欠,候着我出来,连问怎么样。我那个懊恼!如果有地缝,就钻进去了。”
    
     “然后呢?”
    
     “然后就继续阳痿,两三年了,还不行。完了完了。”
    
     武文建说:“除开太老的,大伙儿或轻或重,都有这难于启齿的‘监狱病’。公开场合有政府打压,抬不起头;私底下,比世界上大多数男人还差劲,就更抬不起头 啦。我的运气最好,撞上一情人,和我岁数差不多,有六四情结。我们先相处,看书,散步,气氛非常融洽了,才坐一块拥抱接吻。即使早泄了,她也觉得没什么。 我们谈到六四那夜,悲愤交集,看法也高度一致。她躺床上说‘你行的,生死大关都跨过了,这方面怎么会不行呢?’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就行了,甚至都有高潮 了。我乘胜挺进,她就连连夸赞:‘武子真棒!武子真神奇!’我说‘感谢你啊!’泪水就哗啦下来了。天地顿时宽了。这就是自由!共产党拿不走的健康和自 由!”
    
     七
    
     精神抖擞的武文建,涂抹了许多血淋淋的油画,六四回忆成为其主旋律。他还开了好几个替“暴徒”发声的博客,在虚拟世界激起一片回响。可与此同时,更深重的 苦难却在人间继续。我的狱友许万平,原为印刷厂工人,激于义愤,在重庆街头当众演说,喊叫“六四死难者不朽”,被捕后,以“煽动罪”,判刑八年;刑满获释 不久,再次涉嫌组织“中国民主党”,判三年劳教。因夜以继日挑粪,改造强度过大,心脏受不了,他要求休息。却不料,狱警凌空牵出两根钢绳,将他捆绑在虚无 的绳床间晃悠,还连连问“睡着了吗?舒服吗?”
    
     2004年冬天,许万平再次因“颠覆国家”,被判刑十二年。入狱前夕他想来成都探望我,刚抵达火车站,给我打完电话,就被警察抓捕。我苦苦等待一通宵,渺 无音讯。直到一星期之后,才从网络新闻晓得他被弄回重庆,捆绑在一把铁椅子上,整整四十八小时动弹不得。警察在他怀里塞了一包白粉,企图以“贩毒罪”置他 于死地。许万平还不满五十,可他的三次刑期,加起来有二十三年。
    
     而六四受害者刘贤斌,才四十六岁,因坚持述说历史真相,也被三次判刑,加起来有二十二年。佘万宝,五十三岁,我的狱中邻居,两次坐牢,共十六年。我的另一 个狱中邻居蒲勇,因“煽动罪”坐牢十年,身体受到致命摧残,刑满获释不久,即死于癌症,终年三十五岁。在他弥留之际,我提前为之写下祭文:
    
     我知道每时每刻你都很疼,钻心,钻骨头地疼,我知道越到后来,杜冷丁那样的毒品已不能缓解你的疼。我祈祷上苍,让你早日解脱,离开这个不公正的世界。天堂 很棒,地狱也不赖,总之都比人间好,去吧,兄弟,我会记住你,象记住我同样患癌症的父亲,我曾忍住泪水,在“放弃抢救”下面签上“廖亦武”,我曾双手颤抖 为他抚闭双眼……虽然这种生离死别的回忆是有毒的,会损害人的健康,但我会让这种幸福的毒素占据灵魂,直到某一天怀旧的病灶转瞬癌变,毁掉我,那么我所为 之珍藏和捍卫的这么一点点可怜的真相也将随之葬入坟墓……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 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 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 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 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 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 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 “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 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 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 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 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 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 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 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 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 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 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 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 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 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 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 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 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 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 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 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 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 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 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 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 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 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 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 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 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 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 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 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 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 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 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 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 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 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 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 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 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 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 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 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 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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