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离法治有多远？

文章来源：RFA   

有报道说，本周谷开来案将要在合肥开审。这应该是自1980年公审江青及其同党以来，最具政治性的一次司法审判。对比两次审判，回顾中国历史，不禁令人生出许多感叹。

两次审判的主要被告都是政治人物的老婆，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道理？我一时也没有想明白。但这里面显然包含著不公平，因为这两个女人之罪，都与他们的男人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而且，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他们的男人也有许多可问之重罪，但都不能问。在江青一案，毛泽东已死，不能以司法问罪，而谷开来一案，薄熙来人还在，但看来也不准备问罪。仅从这个事实看，中国的政治和法治，比起三十二年前，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大大退步了。

三十二年前公审江青，中国懂得现代司法程序的人所剩无几，因此，发生的纰漏非常之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的当权者和执法者都还相信公平和正义，相信未来，否则，就不会有那么一场戏剧性的审判。但今天，中国受过系统的法学和法律教育的人，不下数十万，不过当权者显然已不信公平和正义，也不信未来。法律人中究竟有多少人还信，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为什么还要审判谷开来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同意这个判断，海伍德若是中国人，就不会有这么一场审判。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当权者与晚清一样，如果没有西方的压力，绝不会搞法治。

此次审判谷开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可以说高过国内。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国人的多数虽然对此案之情节感兴趣，但并不认为这次审判与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相干。中国人本来就缺少对法律的信仰，对于中共的司法公正更是没有任何幻想。因此，多数人都视此次审判无公正可言，不过是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按照事先导演的脚本，演出的一场丑剧。这个看法没有错，但既然如此，西方社会为什么还要关注此案呢？除了新闻娱乐价值，很多外国人会感到此案与己相干。

首先，此案涉及外国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对自己的国民做到司法公正，那是否也无法对外国人司法公正？这其实是晚清政府就遇到的老问题。古开来一案之不得不审，要害就在这里。像晚清政府一样，中共政权希望外国人相信，他们对外国人做到司法公正。这也是中共当局以巨大代价从国外取证并且允许英国外交官员旁听庭审的重要原因。

我想西方人不难从历史上看明白，中国政府不能对国人实现司法公正，也很难对外国人司法公正。谷开来一案，给了西方推动中国法治进步一个机会，他们不可能不利用这个机会。但这一次西方政府很低调。低调的原因不是不关注和不感兴趣，而是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西方公开施压的效果并不好。说到底，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觉悟，中国的法治不会进步。

那么，中国离法治还有多远呢？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司法之腐败，不仅极为普遍，而且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这个基本事实让人对中国法治的未来难以乐观。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进展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法治不彰的原因之反思，已经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了文化层面。而且，这种反思不仅是个别人的议论，而且开始进入到群体讨论和辩论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重大进展。没有对文化的集体反思和争辩，中国就走不出当前的困境。

当然，坐而论道的文化反思再深刻，也不可能直接改变现实。因此，中国法治的另一重大进展，就是一些法律精英开始采取集体行动，去实践自己对法治和正义的信仰。这种基于深刻反思和辩论的集体实践，是中国法治的真正希望。这方面进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不久前宣判的“黎庆洪涉黑案”。此案人称“贵州打黑第一案”。在此案的审判过程中，中国职业律师的精英为了维护法律和律师的职业尊严，也为了维护自己对司法公正的信仰，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抗争。

这个案例一方面印证了人们的判断，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还相当远，但同时也表明，对法治的信仰已经在中国生根，因此，我们不应悲观绝望。（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