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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日星期二

澳媒:一个澳洲人在中国监狱里的遭遇

【大纪元2013年07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张茹墨尔本编译报导)澳洲人在中国锒铛入狱的案例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目前,有34名澳大利亚人正在中国的监狱里服刑,还有12人以某种形式被拘留,在等待或接受审判。他们被冠以最常见的罪名是商业犯罪、贿赂、挪用公款和欺诈等。大部份被告是从中国移民来澳洲,又返回中国去做生意的商人。在中国这个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国家里,监狱是最黑暗的地方。

这些澳洲人的遭遇如何呢?澳洲主流媒体Fairfax对上个月释放的澳洲人布雷默(Troy Bremer)进行了专访,并 在《时代报》周末杂志(Good Weekend)上刊登了他的故事。作为一名普通的囚犯,布雷默的事例极具代表性,他的亲身经历将中国监狱的真实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引发各界对中国监狱横行的暴力和酷刑折磨的关注。

带着一张憔悴的脸,一名瘦弱的白人男子正趴在狱警办公室外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是一滩血……后来,他小心翼翼地尝试移动,但他的右手瘫痪,右腿也感觉不再属于他。他设法靠住墙一寸寸的往上移动身躯,直到一阵恶心和头晕向他袭来。

这是2010年12月,也是32岁的布雷默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以来经历的最残忍的一次殴打。模模糊糊中,他回忆起监狱的长官在扬声器中喊他的名字,然后一名狱警跑过来揪着他,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拖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没有监控摄像机的区域。在这里殴打才真正开始。

布雷默本来就是一个瘦弱的男人,身高只有1.72米,但在中国监狱里经过几年食不果腹的生活,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在暴打之后,他颤抖着从附近摸到了摔碎的眼镜,这时疼痛已使他无法站立,在哮喘病的折磨下,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位马来西亚狱友看到后跑过来搀扶着他回到小号。他蜷缩在自己的床铺上,在痛苦中苦苦煎熬着。这位帮助他的犯人弯下身子对他说,“不要告诉你们领事馆,否则他们报复起来,你会更惨。”

怀着爱情梦想前往中国

布雷默是悉尼人,2005年5月儅他怀着粉红色的梦想来到中国与一见钟情的女友团聚时,他才只有27岁。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自己以诈骗罪被判处10年监禁,在中国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7年半后,他终于于上个月被释放。

是爱情的力量把这个澳洲小伙带到中国。2004年布雷默在悉尼遇到一位中国女孩——24岁的洁米(Jamie),当时洁米在悉尼的一个会议上担当翻译。“我们在咖啡厅里相遇,我第一眼就被她吸引,” 布雷默说,儅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我那时25岁”。他们的友谊迅速升温,儅洁米飞回北京时,布雷默感到很落寞。

同年,布雷默飞到中国看望了洁米,随后他辞掉悉尼百货公司的工作,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了。“我很年轻,我有女朋友在那儿,我想去看北京天安门和长城。”

布雷默看上去有点不谙世事,他是一个梦想家,但是7年残酷的牢狱生活磨去了他的锋芒,他显得出奇的平静。“我现在很难发脾气,”他说 “好像用一个塞子把我的脾气压住了。”

飞来横祸 梦想变梦魇

布雷默向记者讲述了他到北京之后的遭遇。到北京一两个月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张世君(音译),英文名字叫爱丽丝(Alice)。爱丽丝希望能跟他结婚然后移民澳洲,当时她不知道布雷默已经有女朋友。

根据法庭材料,Alice声称2005年8月,布雷默向她借了8800美元,因为他将继承一笔价值千万的遗产,这笔钱是把保险箱从伦敦转移至中国银行的费用。后来布雷默又向她借了两次钱,都与遗产有关。爱丽丝向法庭宣称她卖了房子卖了车,来满足布雷默对金钱的需求。

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丽丝得知千万遗产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一怒之下,便将他告上法庭。布雷默出生普通,父母离异,做护士的母亲独自一人把他和姐妹拉扯大,他中学上的是Ashfield 男子高中(Ashfield Boys High),后来去西悉尼大学学经济,中途辍学打工。

根据法庭材料,布雷默总共从Alice那里收到人民币223,000 元(合澳元38,000),另外还有15000元信用卡债务(合澳元2500)。布雷诺坚称,这些钱没有进入他的账户,他从没有收过这笔钱,这只是爱丽丝求爱不成捏造的故事,爱丽丝卖了房子卖了车是准备搬到美国去。

尽管布雷诺的母亲承诺把钱还给爱丽丝,澳洲当局也建议他们把个人纠纷私了,但由于原告有特殊背景,这起民事纠纷还是被送上刑事犯罪法庭。

2006年1月,4 个便衣警察闯进布雷默的公寓,儅时他还不知道爱丽丝已经报了警,因此对警察的闯入不知其然。警察向他出示了徽章,并把他带到朝阳区当地派出所。

“整整15个小时没有翻译,”布雷诺说,“终于,我向他们出示了手机上女朋友的电话号码。起先,他们没有叫她,但最后还是这样做了。洁米赶过来帮忙翻译录口供,她想我们可能只需要回答几个问题,签个什么,然后就没事了,她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布雷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把我转去医院量血压,我开始颤抖,随后我被带到拘留所,这时已经是凌晨2、3点钟了,我试图给澳大利亚大使馆打电话,没有人回答。”

“我被铐在一间审讯室中的一个桌子上,直到大约早上10点。我的女友去给我拿些衣服,她不停地说,‘Troy放松,也许很快就会没事的’。”“放松吗?”他回想往事时苦笑着说。

最后,布雷默被关进拘留中心一闲4 x6平米的禁闭室里,同屋住的还有其他20名犯人。一个木板大通铺占据了整个房间的长度,但还是不够用,有些人要打地铺。屋里有一个蹲厕和一个饮用水龙头。

布雷默的母亲接到通知后从澳洲赶来,支付了翻译和律师费,他估计母亲约花了10万澳元试图帮助他。

在2006年12月审判到来之前,布雷默在拘留所里与其他20名囚犯相处了将近一年时闲。每天他都要在木头板凳上罚坐几个小时,站立或去洗手间需要获得狱警的许可。唯一的娱乐,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作是娱乐的话,就是每天晚上看两个小时的中国新闻。不允许交谈,囚犯能做的只是坐在那里。

就在这家拘留中心内,布雷默受到了第一次殴打。他被打得如此严重,血沿着他的脸颊不断流淌下来。挨打的起因是他的哮喘病。“每次我的哮喘发作时,我需要就医,但他们除了一个氧气枕头外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他说, “所以我不得不去外面的医院,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狱警和我一起去。管教人员气不过,就把我带去一个办公室开始打我。”

等待了一年的审判在90分钟内就结束了,几个星期后,他被从看守所带回法庭接受宣判。 “我的女友和澳洲使馆人员在法庭上,”布雷默回忆说,“她斜靠着小声对我说,‘十年’。我说,什么?我的心下坠,然后我的哮喘又开始发作了。”

除了十年徒刑外,布雷默还被判处罚款20000元人民币(澳元3500),他的母亲支付了一笔赔偿金给爱丽丝。随后试图减少刑期的上诉也失败了。

牢狱之苦 漫漫无期

布雷默在2007年3月抵达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这是中国700所监狱之一,也是专门关押外国囚犯的地方。这座坚固的灰色混凝土建筑原本是一个化工厂,几十年前被改造成监狱。但布雷默说,至今水里仍然有一股化学试剂的气味。

“监狱里一共有四层楼,每层约100名犯人组成一个‘队’,”布雷默回忆说,“我被编入三楼外国囚犯的团队里。在2007年时只有一队外国犯人,他们中有在中国出生的外籍人,也有非洲人、朝鲜人、马来西亚人、蒙古和巴基斯坦人。 ”“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一位白人”他说。

监狱里是八个人住一闲牢房,牢房小到只能容纳四套高低床,还有一个蹲坑厕所,仅此而已。洗澡的淋浴是从墙上伸出来的两根管子。灯24小时都不熄灭,即使在牢房里也是如此,到处都是摄像头和大喇叭。布雷默说, “如果你跟某人说话,狱警不喜欢,就会从扬声器发出一声‘哔’,你必须马上停止交谈。管教人员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监控着摄像机。”

监狱生活几乎完全在室内。布雷默说,囚犯只允许在每周三和周六在水泥院子里活动45分钟左右,但不鼓励锻练身体。狱警交给他一些组装电器元件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坐着——除了坐还是坐。

早餐,布雷默说,是白米粥。午餐和晚餐是白菜配米饭。份量很小。有时候,过年过节偶尔会加一顿肉或鱼。布雷默说:“家人可以送食物进来,但你必须有渠道确保它们能到达你手上。”通常情况下,监狱卖的东西早已过了有效期,但囚犯们仍然愿意支付高价格,让那揪心的饥饿感获得些许抑制。

监狱里实行严格的评分系统,以此决定囚犯的刑期减免。布雷默说,获得的分数越多越好,但要想得到五分最高值通常需要花钱。犯人一到监狱就有1分,在服刑期间最多可以累计4分,但他们时刻都生活在丢分的威胁中。 “大多数得到5分的人都是付了钱的,”他回忆说,“钱不是付给当局,而是付给负责管理分数的人。”

布雷默在一个阶段有四分,但后来被扣了一分,因为他需要看医生。 “如果你生病了,他们会扣你的分。我被判了10年徒刑,减了三年,如果我没有被扣分,我在去年九月就回家了。”

关小号——“管教人员用来摧毁你身体、意志、心灵和精神的方式”

布雷默仅有过一次被关禁闭的经历,但这一次就已经够了,未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起因是他忽视狱警的命令,没有按照要求离开另一位囚犯的牢房,结果受到被关10天“小号”的惩罚。

“在中国,关小号是管教人员用来摧毁你的身体、意志、心灵和精神的方式,从小号放回来的人很多都瘫痪了,有两个人死了。”在禁闭室里,囚犯被迫以半蹲或跪的姿势呆长达15个小时。未经许可,囚犯不得移动,就连打个喷嚏也要经过许可,否则就会受到处罚。”

布雷默说:“在中国,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正确或错误的,管教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永远不要挑战它,能挑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给钱。”

监狱是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暴力工具

中国监狱是听命于中共的暴力工具,它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党要不喜欢谁,打压谁,它就要把对方使劲整。布雷默发现,在他被关押的过程中,他受到的待遇随着中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澳洲人受到的待遇最差,”他坚持说,“这些狱警把自己当作政治家。如果你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好,他们就很少找你麻烦。”

2011年澳大利亚允许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设立基地,这在狱警看来是一种蔑视。布雷默说:“我只是一个囚犯,但我好像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似的。”

2009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Rio Tinto)高管胡士泰(Stern Hu)被逮捕也对布雷默产生了一定影响。 “案件在中国媒体上公开,管教不喜欢,(就发泄在我身上)。”

中国监狱也是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小资本主义壁垒。 “管教人员都是穿着蓝色制服的商人。在监狱里只要你说得出的东西,你都可以买到:烟草、大麻、酒精、电子计算机、手机、食品,任何东西。因为监狱的伙食不好,他们就做广告,说可以提供更好的食物。”但是,布雷默补充说,“我没有熟人可以安排这些事情,要在外面有人才行。”

布雷默变得越来越孤独,儅他从拘留所被转入监狱后,洁米也不能来探望他,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他们的关系慢慢告吹。

有时,当布雷默向牢房外望去的时候,他看到监狱的停车场。 “你不会认为这些是管教人员的车,他们的工资只有每月3000至5000元(合澳元$500到$850),但整个停车场全都是新车。”

另一个澳洲犯人的到来

2008年,又一名澳洲人James•孙被关进北京第二监狱,与布雷诺分在同一个队里。孙是澳籍华人,他在2007年9月被定罪为台湾间谍。40岁的孙是一家中介公司的业务代表,帮助澳洲学校招收中国学生。狱友告诉布雷默,“一定不要跟孙走近,不要跟他说话,否则狱警会盯住你。”

尽管这些警告,布雷默与孙还是逐渐熟悉了:有时在盥洗室洗盘子时的片语交谈,或是在厕所,在走廊里见面时说两句。

孙在2006年年初回国探望母亲时在北京的街道被国安抓走,澳大利亚大使馆6天后才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孙在专门关押间谍和政治犯的国家安全局特别拘留中心被扣留了22个月。审判时,澳洲大使馆和孙的太太凯利(化名) 都被禁止参加,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安全机密。孙拒绝了法庭为他指派的律师。

在2000年移民澳洲之前,孙曾经在中国空军的采购部门工作,负责购买大型武器装备。根据他家人收到的唯一一份材料,他的罪行是从前空军同事那里获得情报,并试图把这些情报刻在封面是热门连续剧的DVD上带出国。他被指控“引诱''仍然在空军工作的前同事复制超过1000份机密文件,将它们传给台湾。但凯利坚持她的丈夫不是间谍,他是在压力下被屈打成招:“他从来没有去过台湾,他不认识任何台湾人。”她说。

孙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后来他的刑期改判为终身监禁,最少要在监狱服刑18年。根据囚犯引渡条约最近的应用程式,孙本来可以在澳大利亚服完余下的刑期,但中共当局拒绝了请求。澳洲政府没有评论对孙的定罪是否正当。然而,此案引起澳洲台湾代表愤怒的回应,台湾代表极力否认詹姆斯•孙是一名间谍。

布雷默说,孙的遭遇甚至比他更差,因为中国人认为间谍是比谋杀或强奸更恶劣的罪行。他与监狱里最恶名昭著的囚犯关在一起,其中包括对受害者先杀后奸的歹徒。孙被戴上手铐脚镣,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 包括给大使馆 打电话的权限——对监狱里的其他囚犯是允许这么做的。布雷默说,“他曾经是一个大块头,有些胖,现在瘦成皮包骨头了。”

“中国经济再强大,骨子里也不会变”

在对自己的待遇感到无望之下,两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向澳洲当局暗中发送“SOS”,让他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都发生着什么事情。 布雷默和孙决定,在每月一次布雷默给母亲打电话中加上一段求救信。这个做法风险很大。如果狱方听了他的电话录音,并盘算出他们在做什么,他就要丢分或被关禁闭。但两人的心意已诀。

凯利与孙的母亲一起,把这段录音抄录下来,发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史密斯(Stephen Smith),总理陆克文,陆克文当时的副手吉拉德,以及一些反对党和绿党议员。 “尽管中国经济变得更强大,但那套强权系统不会改变,”求救信中说道,“在这里,在监狱,我们被折磨得太多了,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我们正在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如果你想像不出这里的情况有多残酷,就去再看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我们实际的情况比电影更糟糕。”

凯利说,她从外交部和一些国会议员那里收到了回信,但对于孙唯一的变化是,领馆官员访问得更频繁了。 “你发送SOS,你得到的是每月一次的探访,”布雷默嘲笑着说。

北京市第二监狱的外国囚犯感到巨大的挫折之一,就是他们无法报告给领馆官员他们受到的虐待,因为探访者隔着一道玻璃窗,守卫人员总是在场。交谈和电话都被录音。有时监狱会用其他囚犯作为翻译,检查犯人告诉他们大使馆的内容。

布雷默声称,他几乎每周都被打,但2010年那次被打得暂时瘫痪是最糟糕的一次。当使馆下一次来探望时,布雷默就被送到外面的医院,所以使馆人员无法看到他的伤势。儅使馆质疑时,孙告诉他们布雷默需要就医。

该事件引发了澳洲总领事与监狱高层的谈话。澳洲外交部说,它明确告诉监狱的高级官员,澳大利亚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布雷默的案件,并将“继续密切监督布雷默的福利待遇”。

但是,发送SOS也不是完全没有后果。凯利说,后来孙在难得一次的电话中告诉她,他自己被指控为“煽动其他犯人闹事”而被处罚。

后记:

布鲁诺今年5月3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被放出来时,他已经35岁了。他从监狱被直接送到机场。儅他终于在悉尼国际机场着陆时,迎接他的是久违的母亲。“我妈妈眼中充满热泪,”他说,“她看到我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很震惊。”回到家后,母亲细心的把他的头发染回原先的棕色。洁米——这个让布鲁诺踏上中国之旅的理由——早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7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沮丧的说。

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澳洲人

• 2008年,澳籍华裔女商人邹婉玲(Charlotte Chou)被控从她一手创建的华南软件学院中挪用公款。知情者称,邹婉玲是被诬陷的。一位前公司小股东运用影响力,串通政府官员,试图取得学校的控制权。邹第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6月。以贿赂罪名服刑18个月后被释放。刚被释放,立即又以侵吞百万元公款重新被逮捕。邹表示那笔钱只是有凭有据的贷款还款。她正在广州监狱服刑8年,但最近已准予上诉。

• 力拓高管,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2009年7月5日与其他三名中国同事一起被拘留。起因是他代表谈判的铁矿石交易。2010年3月,胡以窃取商业秘密和收受贿赂罪被判处10年监禁。据称,胡的个人笔记本电脑中包含几十个力拓(Rio Tinto)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商业信息,中共当局认为这些信息过于具体和精确,不可能是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的商业机密。

• CARL MATHER因殴打事件被判入狱一年。四名男子闯入他在南京居住的公寓,并要求见他的中国妻子谢群,他们与谢在糖果贸易生意上有所争议。Mather先用棍子,后来又用一把菜刀试图抵挡入侵者。其中一个入侵者受到刀伤,还有一个人手被夹在门缝里受伤,Mather被定为殴打罪。他的刑期后来被减少到6个月,最近被释放。

•澳大利亚商人吴植辉于2010年11月16日被中国警方以盗用公款等罪名逮捕,重判13年徒刑。他是中国著名综合旅游服务公司——易网通旅行公司(Et-China)的创建者。由于成功入主中国排名三甲的旅行社广之旅,吴植辉曾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最成功的在华澳商”。吴的法律团队认为,吴植辉是易网通与国营岭南集团商业纠纷的牺牲品。在吴植辉被捕后,易网通的中国股东与广州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争取释放吴植辉,但都未能达成协议。

•杜祖英(音译),一名60岁的澳大利亚的心脏外科医生,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发生纠纷而以滥用企业资金的罪名被判入狱四年。杜声称,对方剥夺了由他创办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意。杜在2011年2月9日在北京被拘留,当时他正要飞回澳大利亚,看望他的妻子和双胞胎儿子,汤米和布鲁斯。目前,他正在进行上诉,但已经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杜创建的公司——中国生物制品,为中国的医院提供血液离子产品,价值约6.5亿美元。

(责任编辑:刘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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