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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泛华网专题:在线观看徐崇阳被脱光衣服吊着酷刑

[泛华网注:面临可能被当作色情视频,泛华网不得不将这段视频放在《泛华成人版》。]

(博讯编者按:本视频在 youtube播放不到19次被举报,而谷歌在播放到19次时将该视频禁止,谷歌还威胁封掉博讯这个视频频道。这显然不是普通读者做的,而谷歌的快速反应 也令人吃惊。为此,博讯将该视频上传到所租用的空间,请读者朋友们下载,上传youtube或者其它空间,文件只有9M,也可以通 过邮箱传播。希望谷歌的youtube对此公平对待,我们不认为此视频是淫秽的。)

中国酷刑不是新闻,但酷刑视频恐怕还是首次曝光。

徐崇阳2011年4月因为被怀疑曝光中南海强拆被抓,被酷刑数日后短暂获释,之后又失踪近2个月,直到6月他在一个秘密非法关押处发出求救信息,被维权人士救出后,在光天化下又被劫持(博讯有整个事件的视频,请查阅相关报道)。之后被正式逮捕,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今年1月5日刑满获释。

徐崇阳获释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被酷刑的细节。不久前,博讯辗转从维权人士胡佳处获取这段视频,是徐崇阳被脱光衣服吊着,鼻子、嘴角流血,法官对他大骂。这段视频是在2011年4-6月间在北京秘密关押处(应该是一个居民楼地下室?)。他被多次酷刑,北京公安、武汉法官参与了刑讯。有时数十人在场。为 了避免视频途径曝光,对法官审讯的声音做了处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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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八
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右四)、儿子胡石英/右二

  最近在阅读了一家大众杂志对罗援少将的采访之后,我才首次获悉“红后”这个新的说法。在这之前,我是知道一大批“革命后代”或“红色后代”,极其反感社会把他们称之为“太子党”或“官二代”,他们愿意自称是“红二代”。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在中国“二代”现 象普遍和不义、炫富、特权联系在一起时,红色后代被称为“官二代”,的确有损于他们的政治信誉和道义形象。以前当官被誉为是人民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现 在还有谁好意思再这么说?吏治腐败,为官不仁,官员政治信用破产,道德形象败坏,官民对立严重,这些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仅日渐侵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 础,也几乎使红色传统优势消耗殆尽,革命的光辉历史在现实中黯然失色,不复以往的道德感召力。在此背景下,红色后代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情有可原,值得关注。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 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 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 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 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 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 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 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 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 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 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 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 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 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 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 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 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 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 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 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 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 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 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 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 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 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 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 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 “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 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 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 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 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 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 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 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 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 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 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 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 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 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 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 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 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 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 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 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 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 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 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 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 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 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 下的民主。

“红后”关于改革路径的第二个前提是,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毛的思想、红色意识形 态和“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过去历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说法和做法,为其现实合法性提供论证。重庆的“唱红”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发红色资源,充分激活的 是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希望以这个理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铸执政党的合法性。延安儿女联谊会重新主 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视为执政党“制胜的法宝”, 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这些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意见并未得到“红后”认可。

   第三个前提是,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 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 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

   红色后代的改革路径,依赖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赖于红色传统,依赖于红色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能否广泛地动员民意,迎合历史潮流,进而领导改革,在我看 来,必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按宪政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改革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来, 满清执政集团一直是企图主导改革,愿意呼应民意,按宪政体制重新建构国家权力体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革命力量挤出历史的火车头。原因就在于,满清执政 集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在国民普遍已经形成宪政改革的共识时,仍然坚持以皇族权益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于大清江山永世长存 的陈旧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从根本上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条件。

  历史的场景未见得会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红 色后代在近三十年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占有重要位置,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脉,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们整体的社会 形象并没有因为得天独厚的红色背景而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让人信服的政绩和业绩。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比其他社会阶层享有更 多优势和机会时,绝非是毫无代价,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无法避免。社会上现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社会不公的事实。红色后 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都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拷问,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免责的权利。这意味着,红色后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必须接受多重检验——道德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检验,其实,最后的检验还是在人民那里。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改革最关键的时期,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改革必将涉及原有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和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在目前社会已处在严重的 利益分裂和冲突的情况下,要想对改革路径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难度极大。现在,执政党在思考,社会各方人士也在思考,都在寻求改革的最佳路径,都力求 避免中国陷于绝境或出现最坏结果。为此,我的思考如下。

   1、执政党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它在革命时期是通过对平等的承诺来凝聚人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因权力、 财产、血缘、教育等不同因素所造成人的不平等,既是不平等制度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中国的现有制度没有如执政党所承诺的那样消灭不平等,由制度所造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利益冲突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红色后代应当承认,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已经享有到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资源和 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天然地处在一个比别人更有利的位置,实际上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比别人更多的道德 优势和政治正确,也不必承担对人民的更多责任。即使在目前体制下,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转型,是要 在制度上真正实现所有人的真正平等。

   2、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执政党重建其执政合法性的惟一路径,而且也是红色后代继承其父辈遗志、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效制度安排。西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中 国皇帝的承天受命,其实质都没有人民授权,都是根本违背人民主权原则,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执政党以暴力革命夺取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以特殊方式赢得人民支持和授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此取得了人民的永远授权,更不意味着革命后代就此可以成为政治法 统的当然继承者。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 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宪政民主制度是为了保证任何个人、群体、阶层或党派,在法定的程序之下,都有相同的 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避免暴力夺权和专制轮回的恶果,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现代转型。

   3、政治的“二代”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极为常见,不成其为问题。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家族,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人 以政治为职业,前后出好几个总统,从未被其人民认为是腐败行为,后代从政也不会拿前代说事。如果说小布什当选总统是得益于老布什的庇荫,那就是政治笑话 了。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会好意思说:父辈执掌过政权的江山绝不能在我手里丢掉。在民主的选择机制下,“政治二代”从政,得益于家族传统、 经验、人脉和口碑,那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最后还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种现象在政治转型国家中也不鲜见,这次缅甸华丽转身,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 身上——昂山素季,她可是他们国家最正宗的“红二代”。作为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长期遭受专制迫害,坚持以宪政民主理念引领缅甸政治转 型,赢得人民支持,不辱父辈声名,于家族、个人和国家都居功至伟。中国红色后代中的许多人,遭遇过文革劫难,有长期生存于底层的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对 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应有体察,他们应该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以前就写过,中国老百姓善良、宽厚、明智,谁先走出大院,满大街和他们握手,谁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得到他们的支持。

   4、按宪政民主方式促进中国政治转型,是对执政党的一个巨大考验,它将面临传统的权力配置体系的根本转变,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归宿上,真 正建立起人民主权制度,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执掌政权。同时,这种政治转型对于红色后代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将面临失去政治正统的比较优势、 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各种实际存在的特权,和所有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们必须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所 谓红色接班人的思想,一个是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不是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天下,谁来接班必须由人民来选择。完成政治转型,也 不是红色江山变色,而是实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符 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符合红色后代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的是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力求实现 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国正在向这样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是谁的后代,凡是中国人的后代,都应当携起手来,不以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 原则为出发点,真正从民族大义和共同利益出发,为建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共同努力。

来源: 共识网

李小琳连任上两会 但与往届不同转战经济界别

文章来源:
  

    即将登场的「两会」阵容上,能源大佬入列大跃进。在新当选的12届全国政协经济界151名代表,来自中央、地方能源企业的委员共计17人,所占比重超过 10%。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前总理李鹏之女、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虽是连任政协委员,但与往届不同的是,她从妇联界别转战经济界别。

  21世纪经济报导报导,在「两会」参政议政的契机下,能源大佬们走上庙堂,必将引起江湖关注。这些即将入京参政议政的能源大佬涵盖煤炭、电力、油气、 新能源、装备制造、能源监管系统。当下中国能源构架中,三桶油、两大电网、五大电力集团、两大能源建设集团、两家核电企业构建中国能源上中下游版图。

  据报导,在三大石油企业中,中石油总经理、党组成员周吉平,中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在两张电网企业中,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刘振亚,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钟俊均当选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总经理朱长林连任政协委员。

  而作为电力监管机构,国家电监会在过去十年致力于推进电力市场化进程。国家电监会副主席王禹民、史玉波均是新选全国政协委员。对于他们而言,最清楚电力改革十年经过怎样的曲折历程。

  报导指出,在五大电力集团中,中电投集团总经理陆启洲,中电投副总经理、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李小琳与不同于往届,从全国妇联界别转战经济界别。

  此外,在与能源管理相关的系统中,原国家煤监局局长、现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赵铁锤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赵铁锤在任期间推动煤炭安全管理制度变革,亲赴襄汾溃坝、屯兰矿难、王家岭透水事故等矿难现场。「铁腕局长」上会值得期待。

樵夫︰中共內部調查報告︰78%的高官反對財產公開

習近平上台之後,雖然絕大多數人對他是否會大力反腐還在觀望,更有少數人相信習近平會采取有效措施反腐,可是習近平的反腐面臨極其巨大的阻力,因為中共內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有78%的中共高級官員堅決反對現在就實施政府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所以現在不宜施行干部財產公開制度,更不宜采取“運動式”的做法反腐,否則就會引起干部隊伍的嚴重不穩,“給黨的事業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據悉,最近中共的一個高級智囊機構通過內部渠道,對五百位中共高官進行了調查,目的是解這些干部對財產公開的態度,以便為中共高層是否應該立即實施干部財產公開制度而提供決策依據。這份調查報告的結果表明,有78%的高官堅決反對現在就實施干部財產公開制度,其理由是這會“嚴重打擊當前的干部隊伍”;更有89%的被調查者認為,現在就實施干部財產公開制度,對“黨的事業”是“利大于弊”;還有個別被調查者甚至于還非常激烈地表示,“水至清則無魚”,所以不應該“自斷其臂”,“愚蠢地走西方道路”。

為什麼會有如此高眾多的中共高官現在堅決反對實施干部財產公開制度?這份秘密調查報告援引另外一份中共高級官員擁有財產情況的“秘密摸底”報告結果進一步解釋說,雖然多年以前中共已經采取所謂“高薪養廉”的反腐舉措,讓中共高官的收入“國際接軌”,可結果並不理想——現在中共高官的收入分為公開收入與灰色收入兩部分,其公開收入已經非常之高,僅僅這種公開收入就完全與國際接軌了,尤其是相對于當前的社會收入水準而言,已經導致了嚴重的貧富懸殊,但中共高官的腐敗程度還是令人極其吃驚——這份對干部貪污腐敗情況的“秘密摸底”報告顯示,在遼寧95%以上的廳局級干部有財產來歷不清的問題,且這種來歷不清的財產非常巨大,僅就房產而言,遼寧有三個城市的廳局級高官平均有住房9.1套。這也就是說,如果現在就實施干部財產公開制度,有95%的高官就會受到沉重打擊。

 據悉,這份秘密調查報告已經在中共高層引起震動,更有消息人士表示,習近平也對此報告非常重視。不過,提供這份秘密調查報告的中共智囊機構,並非隸屬于中紀委;而且這份看似客觀的秘密調查報告並沒有說明,如果現在還不實施干部財產公開制度會會給習近平和中共的長期利益帶來什麼壞處,更沒有說明會給習近平和中共的長期利益帶來什麼利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更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所以,這份秘密調查報告雖然在中共高層引起關注,但是也引起了一些高官的質疑,認為它的出台目的並不簡單。

来源:万维网

李双江“自己孩子浸淫红歌教育学不坏”成大笑话

李双江与他的妻子梦鸽都是中国著名的军旅歌唱家,对儿子李天一而言,可谓是“红 歌世家”。李双江曾谈到红歌对儿子的影响:“自己的孩子学不坏,因为给他的都是正面的东西(意指接受红歌教育)。这些言论现在成为中国民众调侃的大笑话。 图为李双江与儿子唱红歌。网络图片。李双江与他的妻子梦鸽都是中国著名的军旅歌唱家,对儿子李天一而言,可谓是“红歌世家”。李双江曾谈到红歌对儿子的影 响:“自己的孩子学不坏,因为给他的都是正面的东西(意指接受红歌教育)。这些言论现在成为中国民众调侃的大笑话。图为李双江与儿子唱红歌。(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收容教养释放不足半年再涉轮奸案,消息引起各界震惊。大陆媒体直白称李双江 的儿子不仅没被红歌教育到,更是将红歌世家的光鲜表面映衬得无比龌龊。“李双江称自己孩子浸淫红歌教育学不坏”成笑话,中国大陆民众甚至指责李双江及其子 都是正经八百的“高级黑”。陆媒批红歌世家及红歌教化功能
网易娱乐新闻今天撰文《李双江的红歌为何难以挽救李衙内》,罕见对李双江进行高调批评。文章说,李双江的儿子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释放不足半年,又会干出轮奸少女的勾当,令人难以想像。
文 章称李双家和妻子梦鸽都是军旅歌唱家,基本上唱的都是红歌,并引用网友用词,称李天一为“李衙内”出生“红歌世家”,并例举了李双江唱红的一些红歌,其中 一首 “小小竹排江中游 ,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 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尤为扎眼的“党的教导记心头”这几个字,甚为讽刺。
文章回忆几年前李双江谈到红歌对“李衙内”的影响,并说李双江也曾自豪地说过,自己的孩子学不坏,因为给他的都是正面的东西(意指接受红歌教育)。文章总结说:“以上可见,李双江显然对于‘红歌’的教化功能相当自信。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言论其实都是‘笑话’。”
“红歌世家”的光鲜表面被映衬得很龌龊
文章还辛辣提到,“‘李衙内’在红歌的熏陶下长大,本应该从里红到外,不但品行是红的,思想也应该是红的”,但只是把别人头打破流出的血是红的,而且还惹上轮奸的罪名。文章还强调,如果“李衙内”真能像他爸所唱的,把“党的教导记心头”,恐怕也不至于落入今天的局面。
文章称“李衙内“没被红歌教育到,而其表现更把”红歌世家“的光鲜表面映衬得无比龌龊。并直接否定官方宣传说:“红歌”根本没有任何教育功能”。
文章还罕见批评李双江及其子都是正经八百的“高级黑”,认为李双江他 儿子的失败并不简单只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并称唱红歌也不能教育李双江夫妇,不然也不会这样纵容孩子。他们通过唱红歌成名、享受着物质财富、享受所带来的特权。

网易娱乐新闻今天撰文《李双江的红歌为何难以挽救李衙内》,罕见对李双江进行高调批评。(网络图片)
 
民间热议红歌世家挽救不了“李衙内”
广东民众柯西认为,网易这篇文章说得不错,所谓红歌运动,一是愚民,二是政治投机,三是用国库的钱发自己的财。
上海市民“风紧扯呼吧”表示,所谓正面教育绝对害人,让小孩子摸仿十三四岁的潘冬子杀人不坑爹才怪,祸根也许从老李唱小小竹排时就埋下了。
北京的“蒙古人陈青林”则讥讽形容说:“革命斗志新篇章----干部们玩弄红霞女,孩子们强奸酒吧女,形势大好啊。”
而网易专栏选手“董辉”表示,在我们国家,靠唱红歌骗吃骗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国家养着的一帮吹鼓手。

姜维平:薄熙来绝食消息的可信度不高

作者 艾米

路透社周五又传出羁押中的重庆市前党委书记薄熙来的消息,消息引述接近薄熙来家属的人指出薄拒绝与中共当局调查人员配合,甚至曾两度进行绝食抗议,目前薄熙来胡须长至胸前,在绝食期间被安排灌食,在近一年的羁押中还因生病被送至医院抢救。薄熙来自从被监禁以来,有关他的消息时有传出,但是人们对他的状况基本上也都是道听途说,难辨真假。如何看待薄熙来绝食抗议消息的真实性,以及薄熙来案件的进展及未来的审判情况如何,我们请来一直关注薄熙来案件的姜维平先生做一些讲解。

法广 :你如何看待薄熙来绝食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是真的,说明什么问题呢?

姜维平:这个消息目前在网上流传的比较广泛,但是我认为可信度不高。

为什么呢?因为不太符合目前一些机关对这个案件的处理实情。

先来回顾一下薄熙来的案件:他去年3月9号是最后一次露面,14号的时候,温家宝在两会上有一个讲话,实际上,那时候中共的高层对他的案件及他所犯的罪行就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当时中南海最高领导层就非常慎重,8个月之后,2012年10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他采取了强制的措施,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从被双规,逮捕,双开一直到撤销人大的职务等等每个环节都符合目前中国司法的程序,也符合党内对领导干部犯罪行为的处理程序。所以这些消息不断传出来我认为主要是一些“薄粉”及其家人在制造一些虚假的谣言来误导读者。

网上的文章提到两个细节,一个是说他绝食,绝食如何理解呢?一般来说,没有坐过牢的人到了看守所,刚开始的时候想不通,食欲很差,这种情况都是很普遍的。我从大连得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确很抗拒,很嚣张,但后来他的态度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坦白他的问题。

只是由于他的问题特别严重,牵扯的人很多,必须花时间来认真的对待,体现出中纪委是在按照法律的程序办他的案件。

还有个细节说他的胡子留的很长,留到了胸前,这一看就是假的,为什么呢?看守所,监狱和其他的羁押场所规定不准用刀剪,所以男人到了那里以后胡子都会很长,但是绝对不会长到胸前,那要多长时间啊!而且胡子长到一定的时候,看守所的管教就会规定在同一时间发放刀剪,把胡子剪掉,所以不会让他留着这么长的胡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自己留胡子是“明志”,但他有什么志向呢?他的志向就是贪财和贪色。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他是一个腐败份子,他有什么志可明呢?还把他写的很有气节,仿佛是《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一样,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目前审理他的事情。

还有说法是他的身体不佳,联系不到家人和律师,这也不是事实,据我所知,他的家人现在很关注他的事情,他的律师也是他自己找的。为什么这个案件拖到今天还没有处理,这也符合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还没有到日子,他这样的案件是有可能判处死刑的,这样一个案子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判也完全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薄熙来的罪状非常严重,时间阔度非常大,涉及到的人很多,社会影响和关注度很高,花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去年3月9号他在两会上叫嚣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就我了解的情况和我得到的消息,路透社目前这个报道都是社会上的一些“保薄派”故意放出来的假信息,来赢得别人的同情。

法广 :您认为中国司法在薄熙来这个案件上是非常公正的?

姜维平:中共中央能够把薄熙来双规,抓起来,他的老婆杀了人,那么高级的领导干部,杀人也判刑,保护她的人,包括王立军和“四大金刚”都被判刑,而且他本人也被判刑就说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代领导人在反腐问题上是非常有力量的,说明中国司法是在朝法制化的方向发展,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路上走。当然在处理的过程中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离大家的想象和要求有距离的地方,这也是很正常的。

法广 :你认为薄熙来的案件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姜维平:从时间上看我认为是在两会之后的可能性比较大,上次传出来在贵阳审判的也是一个虚假的消息。

从结果上来看,我认为他被判处死缓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的罪行太严重了,涉及的人非常多,社会关注度也很高。

他会不会象陈希同和陈良宇这些人的案件一样呢?我认为他们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别的地方没法比,陈希同的罪行和薄熙来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一定会被判的比较重,而且很可能要死刑。

能不能公正地判,首先要看证据,第二就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司法体系还不独立,有些判决结果还要经过高层的集体讨论,这些参与讨论的人对中国腐败的情况处理的决心有多大,这也是检验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依法治国由书面落实到行动上的一个标志的案件,如果处理的好,将推动中国超法制的社会迈进,处理不好,就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法广:您估计薄熙来目前没关押在什么地方?

姜维平:我认为他在秦城监狱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谢姜维平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姜先生是前《文汇报》驻大连的记者,1999年曾撰文揭露当时大连市长薄熙来的施政缺失与私生活,于2000年12月被大连国安局逮捕,2001年5月被秘密审判后判刑8年,姜维平一案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2006年被因病提前释放。现在旅居加拿大。

来源:法广

薄熙來開審前各種消息大比拼 盤點其可信度

【新唐人2013年2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常春綜合報導)歷時近一年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案,一直都是外界關注的焦點。日前有消息稱,薄熙來在關押期間不配合調查,採取絕食行動,以致一度送醫院治療。外界預料,相關案件最快要到下個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結束後開審。那麼,這些消息的可信度有多少呢?

英國《每日電訊報》21日,引述一個接近薄熙來的消息來源稱,薄熙來拒絕配合當局對其進行的調查工作,曾絕食抗議,遭到強制性輸液,並被送往醫院接受了治療。在關押中拒絕剃鬚,鬍子都垂在胸前。

消息人士還指出,薄熙來的審判,最少推遲到四月份。而此前,外界普遍認為,薄熙來案預計將在3月初兩會召開前結案。

薄熙來的最新消息遭質疑

《法國中文廣播電台》分析,薄熙來的審判,關係到中共與新一屆領導人的形象,而薄熙來對黨的操作方式,是在熟悉不過的了。同時指出,此時放出薄熙來不願意合作,又因絕食引起健康問題的消息,是推遲審判的一個好方法。

細心的人不難發現,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人出於各種動機,散布出來一些關於薄熙來的消息。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人棄兒不捨的不斷爆料呢?前文匯報駐大連記者姜維平在接受法廣採訪時表示,有兩個原因造成的。

一個是群眾過去對薄熙來的認識不夠,薄熙來很會宣傳自己,欺騙了很多人。另外一個姜維平認為是一些社會上有極左思潮的人,一些「薄粉」企圖利用他來達到使國家倒退這樣一個險惡的目的。

因此,姜維平提醒人們:一定要充滿警惕。薄熙來剛抓起來的時候,曾傳出來他因托中毒的了神經病,又說有日本記者看到了他在北京飯店,一直到現在總是謠言不斷。

每一次姜維平都會寫文章及時地批駁,從重慶打黑,一直到現在全部靠謊言,所有的事情最後都真實是假的。包括現在他說自己的鬍子長到胸前,怎麼可能呢?現在即使是一般的看守所都不允許留那麼長的鬍子。

2012年10月7日,一位名叫曹溥的博主,在多維博客,以專欄形式獨家發布了一封據稱是「薄熙來致重慶及全國人民的公開信」的長信。姜維平認為,它是偽造的,而且很拙劣。

專家:薄案審理越快越好 夜長夢多

此前,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章天亮博士接受新唐人採訪時表示,如果對薄熙來的審理是速戰速決的,可能造成薄熙來和其他犯罪人切割開來。但是,就審理薄熙來案的程序來說,越快越好。章天亮指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也都希望薄熙來審的越快越好,也怕夜長夢多。

章天亮說:「薄熙來這個案子,如果胡錦濤、溫家寶在任期間不結束就會是他們的一個心病。作為習近平來講,如果是胡錦濤、溫家寶在任時處理薄熙來,相對跟薄這一派系鬥爭,他的責任會小。而且他也想處理薄熙來,因為薄熙來畢竟是要奪他的位,也怕夜長夢多。」

對此《陳希同親述》作者姚監復則表示,如果做為黨內問題處理薄熙來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已經可以劃句號了。

薄熙來是否公開處理 外界說法不一

對於是否會對薄熙來公開審理,外界一直持不同意見。

有消息人士說,一旦薄熙來出庭受審,他可能會受到貪污腐敗和參與掩蓋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罪行的指控。但是,他究竟會在什麼時候和在哪裡受到審判?這仍然是一個秘密。

不過,目前出現薄熙來拒絕同當局合作,並將利用公開審判攻擊政治對手傳聞的情況下,許多人猜測對他的審判將會秘密進行。

《陳希同親述》作者姚監復表示,中國式的公審,可能是公開審秘密審問,公開宣判,就最後5分鐘宣判的時候,來很多人,就是看戲。

但是,章天亮認為,從薄熙來案影響和各界的關注情況來看,當局如果不公開審理,是說不過去的。

章天亮指出,腐敗不牽扯到國家機密問題,如果不公開審理。那麼,薄熙來的案子就不僅僅是一個腐敗的問題了,可能還涉及到國家機密。到底是什麼樣的機密?大家對於政變、對於法輪功事件相關的猜測大家就會更關注,中共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

但是,如果公開審理,就需要薄熙來的配合。章天亮認為,薄熙來是抓住了當局不想在政變或者法輪功這個問 題上去審查。所以就這樣僵持著。

章天亮表示,如果習近平要想坐穩位置,保證自己的權力。那麼如何審理薄熙來一案至關重要,現在就是看習近平的決心有多大。

薄熙來觸及哪些罪?

香港《亞洲周刊》曾報導,薄熙來的問題主要涉及到以下7方面:

一、 縱容家屬貪污腐敗,收受錢財,在英國商人海伍德命案中與妻子涉嫌殺人罪行;

二、目無組織人事制度,嚴重違反組織紀律,主要是指2月2日不透過公安部同意就擅自免去王立軍公安局局長職務,並於人大與政協〝兩會〞期間的3月8日擅自離開北京,回到重慶;

三、作為重要領導人,與有國外情報組織背景的外國商人關係密切,危及國家安全。據表示,伍德曾為有英國軍情六處(MI6)背景的公司工作;

四、操縱利用網路與海外媒體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五、監聽中央領導人,滲透中央警衛局;

六、踐踏法治,胡亂打黑,搞亂政法系統,破壞市場經濟秩序;

七、在重慶搞政治小集團、〝小艦隊〞,利用民粹搞文革式運動,背離中央路線方針。

去年10月,香港《明鏡》新聞網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現在,中共正在尋求薄熙來涉及命案的罪證,人體器官買賣、大連空難事件正浮出水面,涉及數百人死亡,」,「這些罪名不可想像,但對慾置薄熙來於死地的人而言,這是必須的。」

隔一天,美國《博訊網》也援引消息源透露,薄熙來、谷開來涉嫌活摘器官、販賣屍體一事,「一定程度上是真的」。

在這之前,有消息人士曾向《新唐人》、《大紀元》透露,薄熙來和谷開來為向請江澤民邀功請賞,大規模殺戮法輪功學員,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賣錢,英國商人海伍德也參與了活摘和販賣的罪惡事件而招致殺人滅口。

相關視頻:

澳媒:薄熙来家中搜出2270万 徐明已招供薄

【大纪元2013年0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外界传闻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之际,澳洲墨尔本《时代报》刊登澳洲著名驻京记者约翰.加诺特的文章报导,中共当局已经从薄熙来北京的家中找到2270万元人民币,而且得到薄熙来的金主徐明的供词,惯耍花招的薄熙来将很难抵赖。

加诺特是《薄熙来家族的沉浮》一书的作者。他在文中引述一位薄熙来家庭的朋友说,薄案的审理将在两会后按计划进行。文章说,这位薄熙来家庭的朋友有自由主义倾向,对薄熙来的案件十分了解。他表示,面对人证物证,薄熙来可能会耍花招,或者发脾气,但是面对从其住所找到的大量现金,加上徐明的供词,薄熙来必须得认罪。

近来,涉入薄案的文艺界人士正被一一抛出。从蛇年春晚赵本山被踢出局,到李双江儿子涉嫌轮奸被抓捕,均被官媒大幅报导。显示当局可能不会对薄熙来手软。

1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引用中共50年代因贪污等罪行被处死的刘青山和张子善暗示,中共当局将严惩薄熙来。

澳媒的报导认为,当局已经人证物证俱在,预计薄案的审判不会简单“走过场”。

薄案内幕涉政变密谋与活摘器官罪恶

王立军去年2月出逃美领馆之后,大纪元曾连续报导薄熙来案的核心内幕,主要是政变密谋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其尸体的罪恶。

江系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十三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罄竹难书。从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用暗杀方式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到政法系统下由军队、劳教所、黑社会和贪官勾结形成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杀人网络,无一不超出人类的底线。而活摘器官的罪行,正是薄熙来在大连“始创”的迫害方式。

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等镇压法轮功的元凶为掩盖罪恶而不想也不能让出中共最高权力,这就是“江、胡斗”的内幕,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权斗的核心。

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计划先在“十八大”夺取政法委位置,然后再巩固武警部队的武装力量、巩固舆论、重庆模式的政治纲领等,等各方面成熟后再废黜和逮捕习近平,由薄掌权,继续维持对法轮功和民众的高压控制。此政变计划完成到一半进程时,被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曝光摧毁、以至全盘崩溃。

王军和保利公司内幕及与薄熙来深度纠结

北韩核试爆把薄党主要成员王军控制的保利集团“摆上台”,北韩核实验的背后或有王军的鬼影。(新纪元资料室)
 
【大纪元2013年02月24日讯】 (新纪元周刊314期,记者王华报导)很多人知道王军是中共八大老王震的第二个儿子,原中信 集团和保利集团这两个中国最大“国企帝国”的董事长,但人们不知道的是,王军是薄熙来在太子党中最大的支持者,是毛左在商界的大后台。尽管王军与薄熙来大 不相同,行事低调,但蛇年开头的北韩核实验,还是把薄党王军摆上了台面。
 北韩核试背后有薄党的鬼影
2013年2月13日,新华社在头版大头条强调保利集团高调反对美国制 裁的同时,也报导了世界各国强烈谴责北韩进行的第三次核实验。可以说,北韩核试在一定程度上将习近平在国际上“摆上台”的同时,也把中共太子党大老、薄党 主要成员王军控制的保利集团也“摆上台”,有人甚至怀疑北韩核实验的背后有王军的鬼影。
两天前的2月11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在当地时间11 日晚正式公布了一周前以〈防止向伊朗、北韩和叙利亚扩散法〉制裁的中国四家公司和一名个人的具体名单:保利集团、深圳市倍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精密机械进 出口公司、大连盛辉钛业有限公司,其中大连盛辉公司的业务经理李方为则是受到制裁的个人。
这四家中国公司和个人被指控向伊朗、北韩和叙利亚 输送的设备、服务与技术,可能有助于这些国家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巡航或弹道导弹。根据规定,今后美国政府机构不得与受制裁公司或个人进行业务往来, 提供协助参与政府计划。此外,军事和国防物资的交易,也依《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生效而中止,美方不得向被制裁的个人发出交易许可,已经发出的许可证也将 注销。
早在2011年5月,美国国务院就曾宣布对包括大连盛辉公司和李方为在内的16家企业或个人实施制裁,这次保利集团是新加的。该制裁已于2013年2月5日正式生效,期限为两年。
2月13日,新华网以〈商务部:美国制裁中国有关企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为题,表达对美国制裁的“坚决反对”,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也发表声明称自己遵纪守法,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律对保利的制裁“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
然而众所周知,保利集团是中共军火的外贸“龙头”,保利曾在自己的集团主页上炫耀说,自己连玩导弹进出口的资质都有了。伊朗、北韩等核武器不会从天而降,此前很多调查发现,这些邪恶轴心国的很多武器就是中共出售的。中共商务部和保利的否认根本站不住脚。
网上有消息说,正是因为保利长期给北韩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北韩一直听命于周永康以及保利的实权人物王军等人。这次保利11日被美国制裁,北韩12日搞核实验,这里面不排除王军等人的报复因素。
“保利”背景大起底
1983 年,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联合组建一家对外贸易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当时王军已在中信工作。时任中信公司总经理徐兆 龙为公司起名“保利”,取“保卫胜利”之意,其英文名Poly恰与中文“保利”发音相同,而且其公司徽标P,取英文PLA(中国人民解放军缩写)、 Poly、Power等含义。起初保利科技经营通用商品和特种装备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十年后的1993年2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在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基础上组建中国保利集团,注册资金15亿人民币。目前该集团主要业务为军品、民品国际贸易、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经营、矿产资源领域投资开发和民爆科技。

王军的中国保利集团业务涵盖军品、民品国贸、房地产、矿产开发、民爆科技等,以及军火、毒品鸦片生意。保利领导层聚集一大帮中共红色贵族后代。(新纪元资料室)
翻开保利领导层名单,人们不难发现这里聚集了一大帮中共红色贵族后代:
王 军: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前任董事长(王震之子);贺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三女邓榕之夫);姬军:中国 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子);王小朝: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尚昆的女婿,杨李丈夫);叶选廉:解放军总参、中国保利集团公 司负责人之一(叶剑英之子);陈洪生: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原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幼子)……
据2008年4月29日的官方 数据,邓小平的女婿贺平,2010年之前是保利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至今仍是名誉主席。贺平拥有在香港上市的保利地产集团2290万股的股份。截止2012 年6月,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拥有保利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地产集团——保利地产集团3200万股的股份。虽然上市公司高管里面没有王军的持股数量,因为王在 2006年7月离开了保利,但谁也不敢说王军没有从他工作了27年的保利分得一些红利。
据彭博社报导,王军的女儿王晶晶在澳洲受教育,她在 商业文件中提供的住家地址是一间位于香港的、价值700万美元的公寓,中信公司拥有部分产权。王晶晶的女儿、21岁的克莱儿(Clare),2012年8 月24日在网上发布了她的一张照片,人们一看,光她那一身打扮就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半年的工资还多。
早在1990年代,据 美国一位参议员助手的资料,“保利科技公司做的一亿美元利润的军火生意,其中十分之九点五为中共军方所得,剩余0.5被个人存入瑞士银行。这0.5就是 500万美元。”“他们与沙乌地阿拉伯做的一批20亿美元的CSS-2导弹军火生意,成本五亿美元,转手得到15亿美元利润。”
15亿是一个多大的数字?用一个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已无法计算。中共庞大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有2000多名员工,年财政开支约3000万人民币,这王军、贺平、王小朝等一伙太子党做的一笔军火生意收入,就够这个庞大的报社使用400年。
保 利不光做军火,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做,包括毒品鸦片生意。当时在缅甸生产的鸦片偷运进云南再转到香港已是公开的秘密。缅甸黑社会向保利一次就购买了价值 12亿美元的军火,但据缅甸官方的报告,这笔军火开销并没有在国家财政上显现出来。于是人们猜测,缅甸毒贩是用毒品来支付军火的,中共军方收到毒品后,再 转手挣一笔暴利。当时中共对新闻界发出内部指示:对中缅边境的贸易一律不得公开报导。
中共八大元老的“首富”家庭
王军生于1941年4月11日的湖南浏阳,在王震的三个儿子中,哥哥王兵、弟弟王之虽然都很出众,但都没有王军出名,王军被《中共太子党》一书认定为太子党核心成员。
1960 年至1966年,王军毕业于太子党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江南造船厂和武昌造船厂工作几年后,1977年进入海军。1979年邓小平为了搞活经济, 请“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兴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筹备初期,38岁的王军就穿着军装进入了中信,历任中信业务部副总经理,中信香港公司董事 长,中信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长,1995年任中信公司董事长。2006年,享受正部级官员待遇的王军,按照国营企业65岁退休标准 卸任退休,原总经理孔丹接任董事长。
孔丹何许人也?熟悉文革的人都知道,孔丹的父亲孔原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 书,文革时自杀。文革前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孔丹高三就加入了中共,成为“革命接班人的榜样”。文革初期,孔丹和薄熙来一样,是联动分子的主要成 员,革命造反派的先锋人物。孔丹带头率领红卫兵们打砸抢,北京公安局一度要给他和薄熙来等人判刑,但陈云的一句话救了孔丹的命。陈云说,中共江山还是传给 自己的子弟更放心,他们才是应该培养的对象。于是孔丹和薄熙来不但没被判刑,反而一路高升。
在太子党圈中,王军是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在北京 郊外的国际马术俱乐部,有一匹高头大马的马鞍上刻着一个“军”字,这匹马是属于经常光顾这里的王军专用。一名在京的西方观察家曾说:“王军太富了,这在北 京人人皆知。但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敢报导,人们惧怕他爹的权势。”那擦得发亮的马靴,高扬的马鞭,和那些高干子弟马上摇晃的得意之状,使人感叹,中共从当年 的万里长征走到今天,早已是相距万里之遥的不同道路了。
在太子党中王军还有个出众的头衔: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主 席、亚巡赛名誉主席等。王军于1996年组织发起了中国高尔夫第一个正规的职业对抗赛“海峡杯”,先后建立和收购了七家高尔夫球会。可以说中共权贵们享受 的高尔夫球里面,少不了王军的“贡献”。2006年王军退休后,中信还把一个高尔夫公司的20%的股份送给了他。

太子党王军也是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主席,中共权贵享受的高球社交少不了王军的“贡献”。图为2011年3月1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高尔夫球博览会。(Getty Images)
不过王军最出名的是他家是中国最早富起来的家庭,是太子党中第一个富起来的“首富”,是时间上的首富,不是金额上的首富。
1983年王军投入军火工业,将中国由军队经营的军工厂转型成商业企业,王军和贺平等人创立了保利公司,据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报告显示,保利通过贩卖武器给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很快就赚取了数亿美元的利润。
王 军的哥哥王兵,跟王军一样,先在军队任职,后进入中信。王军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时,王兵与吴小兰(叶选平之妻)一度担任 过中信副董事长。1983年3月,中信公司、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合股成立了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司(简称中海直), 不久王兵接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中海直的真正财路不是靠飞机,而是靠倒卖。那时大陆形容倒买倒卖的皮包公司是“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王 兵的公司却是“包括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言下之意是从事各种非法军火贸易。
那时王军是深圳中信公司的头,深圳中信公司也被称为“深圳王家铺子”,因为这个国营企业已经成为王震家族的私家店了。那时王军的弟弟王之,也从电子部那里拿到30万人民币开发个人电脑,他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成立了长城计算机公司。
当时深圳地方官员也看不惯王家的猖狂,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他们本想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震不认儿子?不可能的事!
2012年12月26日,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文章,对邓小平时代中共“八大元老”的后裔中的103人的财富情况进行了追踪调查,通过上万字的文字报导和动漫图表,揭示了他们的财富与父辈权力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中有段描述说:
1990 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家军医院的病床上对一位前来探望他的访客说:他感觉自己被背叛了。几十年前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一个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乌托邦战 斗,他是共产中国的革命元老之一。但其曾高举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却被他崇尚资本主义的子女们彻底毁掉了。王震告诉来访的客人:他们是“一群王八蛋”、“我不 承认他们是我儿子”。
于是很多人解读为“王震死前不认儿子”,但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这绝对是错误解读,“因为当年无论是在八老们的相互之 间还是他们家族里的子子孙孙们,谁都知道自吹是共产党内唯一一个敢于带枪直闯老毛后宫而且竟然能被恩准,也曾被毛泽东半是夸赞半是嘲讽地称之为‘流氓无产 者’的王震,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谋利,是最贪得无厌,最赤裸裸的一个。”
文章引述当年曾长期接触中共高层吴江的 话揭露说,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王震的名言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对特权毫不相让。据《中共太子党》一书记载:1989年初王震就在深圳当面 训斥企图审查他儿子经商问题的地方官员,怒气冲冲地威胁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子的儿子当过兵,文革中坐过牢,(审查我儿子)你们也敢?”
自 由亚洲电台解读说,“至于彭博新闻社中引述的‘一群王八蛋’这句骂人话,倒真是出自王震之口,但被骂的对象不是他自己的儿子们,而是当时以方励之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不过也有人解读说,不排除王震临死前良心发现,不过该挨骂的不光是中共太子党,更包括王震、邓小平、陈云这帮利用革命给自 己后代谋特权的中共高官们。
王家与邓小平家庭的“铁关系”
王军头上有两个著名的头衔:中国两大赚钱的国营企业:中信集团与保利集团的董事长,可以说王军是中国少见的“官场、商场通吃”的通天人物。这里面有王震的因素,但还有邓小平的因素。

王军身兼中国两大赚钱国营企业中信集团与保利集团的董事长,是中国少见的“官场、商场通吃”的通天人物。图为1997年王军资料照。(AFP)

1993 年王震死后,自称是王震干女儿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以毛毛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纪念文章〈缅怀胡子叔叔〉。当时一位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工作的人士私下讽刺说:邓毛毛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死去的王震本人树碑立传,不如说是为活着的王震子女铺路搭桥。邓榕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 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所谓有胆有识的证据就是在邓小平两次被打倒的那段日子 里,王震曾派这三个儿子给邓小平送过口信。文章说,王震的公子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着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 爸爸出来后,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于是1978年邓小平掌 握中共实际领导权后,立刻提出让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征询胡耀邦意见时,胡表示王震的个人作风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考虑到中央决策机构的严肃性,此人不 易进决策层。再者,当时在世的许多军队元老都比王震军衔高,好几个大将都还在世,这样安排恐怕不太合适。但邓小平坚持这样安排,胡耀邦自然被王震恨之入 骨。
1985年,王震虽然在政治局内不再占有位置,但又被邓小平安排了一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王震向邓小平伸手要了一 个体面风光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直到去世前夕。1993年,王震死前与邓小平商定,要把其国家副主席职位交给党外人士荣毅仁去坐,但交换条件就是荣毅仁完全 退出由他亲手创办的中信公司,而把总经理的位置传给王军。由此可见,王震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儿子捞权势,他死前不认儿子的话真的是误传了。

邓小平时代中共“八大元老”中,王震是为己谋官图利最贪得无厌的一个。图为1984年王震(中排右三)与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与中国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在一秘密地点。(AFP)

邓 榕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毫不隐晦地说:“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胡子叔叔的事,就是我 们自己家的事。”毛泽东死前几年,主要靠张玉凤从他喉咙中的浓痰和嘟哝声中破译他的“高瞻远瞩”,然后靠其侄儿毛远新“传旨”,邓小平晚年也处于这种状 态,而邓的小女儿邓榕就是当年张玉凤和毛远新的结合体。北京一位官员抱怨说:“邓小平说的话就是政策,可是我们听到的政策都是从邓榕那来的。”邓榕被称为 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女人。邓榕为何要公开挺王家兄弟呢?原来邓榕的丈夫贺平就在王军的保利集团。当时邓小平还在世,邓三公主如此放话,江泽民等人哪 敢怠慢?于是善于捞钱的王军又于1995年被中组部任命为中信董事长(正部长级)职务,总经理职务则交给了他此前亲自从石油系统调至自己门下,曾经担任过 宋任穷的秘书的另一位太子党秦晓。

邓小平晚年都是透过小女儿邓榕“传旨”,邓榕被称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女人。邓榕公开力挺王军三兄弟,因为她丈夫贺平就在王军的保利集团。(AFP)
据彭博社报导,如今光王震儿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三人领导和运营的公司2011年的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强。
王军领衔“营救薄熙来”
王 军不但和邓小平家族关系很铁,他与江泽民、李鹏等人的关系也很好,因为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能上台,也算有王震的“功劳”,王震和陈云是带头提出 要用武力镇压学生的元凶之一。1994年6月,江泽民在保利成立十周年之际,还题词:“团结奋进,办好保利”。李鹏、李岚清、刘华清等也随后题词。 2002年5月9日,江泽民还参观了保利集团参股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并签名留念。陪同者有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上海市长陈良宇等人。王军对江派很多人物 关系密切。
2012年2月,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多家媒体报导了王军积极参与“营救薄熙来”的活动。据说,王军和中共元老、新四军彭雪枫将军之子彭小枫,“联袂领衔营救薄熙来,向高层施压”,要求“正确处理薄熙来问题”。
有消息人士透露,自2012年3月开始,刘源、王军等太子党及其幕僚多次在银行业的私人会所组织秘密聚会,根据收集、整理的关于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商讨对策,以及如何将这些材料向媒体曝光。为了保密,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手机在门口就被服务人员收起来。
于是不久人们就看到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习近平家族和温家宝家族贪腐多少亿美金的报导。这背后有周永康、曾庆红的参与,但也有王军等人的谋划。
中 共太子党作为一个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一般认为可分为两派,一是支持民主、改革和自由的偏右太子党,代表人物有政界的俞正声、王岐山,军界的刘亚洲、 张又侠,学界的胡德平、赵雁南等等。二是打着毛泽东旗帜,喜欢折腾,对外主张强硬,对内主张以暴制暴的造反有理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政界的薄熙来、军界的 张海阳,商界的王军等。
习近平的立场原来不够鲜明,但后来习站在了偏右太子党和改革派这边,于是在2012年11月4日,大陆传出消息说, 薄熙来在狱中态度蛮横,一度以绝食抗议,中南海很恼火,于是开始调查三大“太子党”刘源、王军和薄熙成,指三人涉卷入薄熙来政变密谋,随后薄熙成被控制, 王军和刘源仍有“有限度自由”,但被全天候监视。
王军欲在新疆打造独立王国?
《财经时报》2007年7月在题 为〈中信原董事长王军复出 建新公司50亿投入新疆〉中称,一家名为“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新疆大展身手,据当地媒体报导,这家公司近期宣布在新疆大举投资,计划投 入高达约50亿元人民币。这个“大买家”背后,正是中信集团第三任董事长王军。此番再次出现在资本市场上。眼下,他的投资目标,瞄准内地煤化工、煤电、银 行、房地产等项目。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并以香港为核心开展业务。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保利集团(国资直属中央大型企业)属下的 保利投资有限公司以及美国投资基金保盛丰(PEM Group)。
大陆有评论说,“我们知道,王军在2006年退休之前一直是国家干部,按他正常的收入匡算,我们可以推算出他的个人财富。在2006年时,王军宣布退休,并对媒体称‘退休后将做草坪师’,但仅仅一年时间,他就以掌控数十亿巨资的豪富身份现身,变身之速,令人惊叹。”
《财经时报》还称,“中国天然身为港资,却能控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这是中国天然拓展计划中的悬疑之一。另外,该银行向新疆广汇集团出售近10%股份,后又向巴基斯坦哈比卜银行转让近20%股份,中国天然如若控股,股份从何而来,也耐人寻味。”
等 到了2009年,《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中信前董事长王军美国投资伙伴卷入骗局门”,原来与王军一起在新疆开公司的保盛丰老板彭日成(Danny Pang),其学历和他声称曾效力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工作经历都无法得到证实,而一位被解雇的保盛丰前总裁表示,保盛丰有部门卷入了一个庞氏骗局。2007年彭日成曾对他说,保盛丰对新疆 矿业投资的预期收益可能可以帮助公司走出深陷的庞氏骗局。

争议人物保盛丰老板彭日成(Danny Pang)与王军一起在新疆开公司,外传中信受保盛丰的庞氏骗局所骗,其实是王军以保盛丰名义投资新疆洗钱并在新疆建立独立王国。(AFP)
有 人担心中信是否被保盛丰的庞氏骗局所骗,其实这是王军故意设下的圈套:他名义上利用保盛丰来投资新疆,其实那几十亿投资都是王军自己的钱,通过倒卖军火或 中信投资得来的黑钱,这下通过与保盛丰的合资把钱洗白了,但更关键的是,王军想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就像薄熙来说的那样:“北京要是逼急了,我们另 立山头,自己搞武装政变。”而王军在新疆搞的这些实业,换个角度看,不正好为政变做准备吗?哪知美梦刚做了一半,就被王立军给叫醒了。◇
本文转自314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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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守的中国地下水

文章来源:


中国癌症村地图



中国癌症分布图



北京各地癌症发病情况图

日前山东潍坊被疑有企业往深层地下排污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对地下水现状的关注和忧虑。

在多种污染源作用下,我国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且污染速度快。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地下水质监测中,“较差—极差”水质比例55%,并且与一年前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

根据国土资源部十年前的调查,197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的面积达六成。

地下水形势已刻不容缓。按环保部等部门制定的规划,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

山东潍坊地下排污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

在传出有工厂将污水通过高压井排到1000多米地下的消息后,潍坊市称未排查到相关问题,并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

2月21日,潍坊对媒体称尚未发现有价值的举报线索。而事件仍进一步发酵。网络上关于地下排污线索也不断涌现。媒体日前又曝出,潍坊下辖的寿光市存在打井排污现象,当地一个工业园区普遍存在地下排污。

环保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22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认为,有关部门不必纠缠“1000米”的字眼,民众对地下水污染的焦虑,折射的是地下水严重污染的现状。

民间环保组织“未来绿色青年领袖协会”的理事长赵亮昨天告诉记者,他们在海河流域做环境调查,发现已经难以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污染的河流会渗入地下水源。而各地企业利用渗坑、渗井排污也已近20年。

2011年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下称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初步判断我国地下水污染正在由点状、条带状向面上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

严峻现状

200城市五成地下水质差

“这里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环保监管,有的是祖辈饮用地下水的传统!”赵亮对地下污染威胁农村饮水安全的状况,非常担忧。

清澈的小河,透亮的井水,已成为记忆。赵亮2012年7月在对海河流域调查时,发现村民大都被迫放弃了饮用井水。

2000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进行了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37%已是不能饮用的Ⅳ类、Ⅴ类水。

2011年,全国共200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质监测,其中“较差—极差”水质监测点比例为55%。与2010年相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

在地表水资源不足,且部分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地下水曾被认为是清洁稳定水源。

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09年中国地下水开采总量1098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18%。在全国655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

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

在没有新水源的情况下,失去了地下水,也就意味着生存危机。

多种源头

平原地下优质水仅4.98%

2月18日晚,中国青年报记者丁先明在山东茌平县干韩村采访,村民十多米深的自备井,打上来的水发黄,水面有薄薄油花。村民不敢再饮地下水。

干韩村东南角,500多亩土地,被一家铝电企业用于污染性废渣赤泥。

近些年,很多平原农村地区井水变味、变色的新闻,屡见于报端。

农村水井主要抽取浅层地下水,而地表水可直接渗入浅层,受污染侵害最为严重。根据2001-2002年国土资源部第二轮地下水资源调查,在197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区中,浅层地下水Ⅰ类和Ⅱ类水质分布仅为4.98%,已不能饮用的Ⅳ、Ⅴ类面积高达59.49%。

2012年7月,赵亮在河北霸州调查时,很多村民把污染源指向当地的一些轧钢厂。许多年来,城镇、城郊和农村的一些工业企业用渗坑、渗井和缝隙排放废水,对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城市也是污染的源头之一。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但处理能力不足,甚至市政管网渗漏,都会造成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污染也在农村发生着。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用城市污水灌溉等,都让土壤受到污染,形成最大的面状污染源。

而被污染的河流湖泊会直接渗透到地下水源。

相对于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质量要优良,这也是很多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但一些地带的隔水层很薄,甚至开了天窗,使已受污染的浅层水进入到深层水。

危害显现

污染致饮用水危机

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正在互联网上被关注,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

环保部2月20日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称个别地方因环境污染出现癌症村。

此前,地下水污染导致癌症高发甚至牛羊绝育的报道,在诸多地区出现。

在一些地区,污染已危及公共用水安全。

据国土资源部网站资料,辽宁海城市污水排放造成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附近一个村160人因水而亡;由于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淄博日供水量51万立方米的大型水 源地面临报废。即使是北京,浅层地下水中也普遍检测出了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这些“三致”有机物在我国东部其他城市和地区,很可能同样存在。

地下水污染隐蔽难以监测,发现时往往已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2000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全国195个城市监测结果表 明,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40%的城市污染趋势加重;北方17个省会城市中16个污染趋势加重,南方14个省会城市中3个污染趋势加重。

宣战污染

欲全面监控典型污染源

“我们的情况很严峻,这是一个机会,希望不要再错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希望这次潍坊排污事件引发的关注,能够推动整体环境制度的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介绍,类似地下水污染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美国也遇到。当时这些国家都提高了排放标准等。不过污染得到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完成后的产业转移,很多污染源消失。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污染源难以消除。

马中介绍,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

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技术。无法承受的治理成本也使得地下水污染陷入困局。有报道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万亿美元,只好扼腕叹息。

2011年,环保部、国土部与水利部联合公布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中,预计2015年年底前,中国将完成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和评估工作。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基本建成。

□新京报记者刘一丁北京报道

(新京报记者王瑞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政治任命,外交部除外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 蔣紹峰

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到點退休,現任外交部長楊潔箎接任,但楊空出的外交部長之位應該由誰來坐,引發中聯部和外交部兩大派系激烈爭鬥。戴秉國想架空楊潔箎,屬意張志軍或王家瑞出任外長,但遭到反彈;王毅有望出任外長,卻有爭議;駐美大使張業遂因討好胡溫成外交部黨組書記人選,副外長崔天凱或接任駐美大使。若按以上人事佈局,江派嫡系王家瑞怎麽辦?知情者告訴《中國密報》,由下屆外長引發的外交大權之爭,中聯部和外交部的爭鬥已白熱化,即使有了定盤也會出現變數。

政治任命,外交部除外

幾十年以來,中央對部委官員一直都在實行政治任命。什麽是政治任命?在香港,傳媒痛批政治任命就是黑箱作業;在台灣,媒體痛斥政治任命就是充滿私心的因人設事;在大陸,政治任命則是中共最高層任命自己最信賴的人掌管最關鍵的部門,即使這個人並不熟悉這個系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外行”,但也照用不誤。

“政治任命”這個詞香港媒體用的最多。比如說,《東方日報》曾對“港人治港”發表過如下評論:“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是一項政治工程,從行政長官到各司局級高官,整個治港班子都是朝廷的政治任命,他們是政治官員。英國人在部署撤退時,重點考慮的“港人治港”是“公務員治港”,但他們沒有想到,要實現“公務員治港”,就要把公務員高官“轉變”成“政治任命”,這樣才能名正言順。英國人部署的“公務員治港”,只是讓以布政司為首的高官全班過渡到特區政府,讓北京任命的行政長官成為“空降部隊”、“光桿司令”,治港大權掌握在公務員手裏;加上立法機構民主化的“制衡”,行政長官就更加成為“公務員治港”的擋箭牌。

在“高官問責制”的基礎上,北京挑選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又用梁振英取代了曾蔭權,他們成了“公務員治港”的最高代表。這樣的“政治任命”讓公務員的所謂“政治中立”也就不復存在,他們的進身前程和工作考慮不能不深染政治,不能不和政治聯繫在一起,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高官隊伍遲早要出現可大可小的分化。同時,經過“政治任命”洗禮的公務員很容易變成“政治動物”,激發政治熱情,離開官場後,也要通過其他途徑完成其未竟的“政治”。

港人和港媒對政治任命的痛斥早已司空見慣。但在一黨專政的大陸,政治任命早已成中共高層在人事安排上最津津樂道的一種方式和程序。只要領導人喜歡,就可以把自己最中意的人馬安排到某個他並不熟悉的系統,來加強自己對該系統的控制和掌握。

公安部長就是政治任命最好的實例。中共建政後的歷任公安部長,除了第八任公安部長陶駟駒畢業於中央公安幹部學校,並當過公安部辦事員、科員、副科長、副處長直至副部長、部長,是正經的“科班”出身。此外,第四任公安部長趙蒼壁也曾當過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副處長,北平市公安局處長,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1977年出任公安部長,也是公安系統出來的高官。

以外,其它歷任公安部長都是政治任命的。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和第二任部長謝富治都是軍人出身,第三任公安部部長華國鋒、第五任公安部長劉復之都屬於政工幹部;第六任公安部長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九任賈春旺、第十任周永康和第十一任孟建柱,都是在經過在衆多部門歷練,最後才通過政治任命當上公安部長的。

“如同公安部一樣,中央對其它部委的高官任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都屬於政治任命,無一例外。這項人事任命的好處是,禁止了‘近親繁殖’,缺點和不足也顯而易見,造就了一批外行高官,”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對《中國密報》強調說:“但只有一個部門除外,它就是中國外交部。”(《中國密報》)


中國外交部大樓。

我被英国《薄熙来》制片人骗了

姜维平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英商海伍德去世一周年的时候,由英国独立制片人凯西{Theguardian}执导的题为《一个神秘的谋杀案》的专题片,以不菲的价格卖给了英国BBC电视三台,去年10月,香港《前哨》杂志曾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记述拍摄经过的文章,不料,由于我提前透露了这个信息,引起藏在美国的薄瓜瓜的注意,他在103634分,操控几个人通过电话,向我发出死亡威胁,而且还动用了一些上层关系,收买了英国制片人,使其在后期制作阶段,删改,隐藏和毁弃了大量证据,改由以某学者评论为主线,为薄谷进行辩护;她不仅撕毁合同,变更了主题思想,而且,以所谓独家采访为幌子,抛售出一些为杀人犯谷开来涂粉抹脂的伪证,播出后误导了海外一大批不懂中文的观众,我由于目前的经济条件和时间安排,力不从心,只能先写一篇文章以正视听,并保留法律追讨她的权利。

独立制片人不独立

我过去一直是一个书生,没有去过英国,也没和制片人打过交道,对商业化运作的西方传媒了解很少,在我的印象里,由于那里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估计老外拍摄关于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新闻记录片,一定会讲职业道德,观点是中立客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去年春夏之交,由于王立军事件爆发,谷开来杀人案浮出水面,薄熙来垮台,我吸引了大批的中外媒体,也有许多外国制片人找上门来,请求与我合作拍摄薄谷事件的专题片,大约有六七家,其中有美国,英国,日本,荷兰,法国等,由于我英文不太好,与其沟通困难,太太工作非常忙,故在选择合作伙伴上,我犯了错误,答应与自报家门的英国制片人凯西联手,拍摄一部新闻记录片,并听信了她的谎言,结果上当受骗,她说,自己当过记者,还是个作家,出版了几本书,导演了许多大片,而且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愿意抓住薄熙来这个主题,创作一部可以传世的力作,她一再声称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我看到她诚恳的表情,感受到她信誓旦旦的决心,就同意了,但她提出,如合作必须是独家,为了保证质量和抢时间,从五月到十一月,即BBC播出前,不能接受其它媒体的电视采访,也不能与其他任何制片人合作,这些我都同意了。

她还说,我是影片的主角兼顾问,应当提供一些采访线索,包括受到薄熙来迫害的许多人的联系方式,我建议他以我本人,李俊,李庄,王建民,方迪或王康等人为中心主讲人,穿起一系列薄王黑打事件的历史片段,展示谷开来为掩盖薄熙来贪腐而谋杀英商海伍德的证据,表现中共党内改革派依法治国的决心,她都同意了,我一再强调,要抱着尊重事实,希望中国进步的良心去找镜头,这样就会顺利地完成拍摄任务,我也告诉她,国内由于政治体制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不敢接受她的采访,既使薄熙来倒台了,但大连和重庆的许多知道真相的人,还是噤若寒蝉,这方面只能尽力而为,她提出要见重庆民企老板李俊,律师伍雷等人,我都表示大力协助,但我们商议了一个原则,这部片子的主题是以我的切身经历为主线,讲述薄熙来的故事,揭露他们家族的贪腐杀人罪行,昭示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前景,我还一再强调,要真实而客观地报道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这部新闻记录片,一方面让观众认清薄谷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要肯定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的正义之举,我说,你到国内千万不要象有些老外那样,抱着猎奇与诋毁中国的心理去采访,而应当仅限于薄谷的黑幕去找人,就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否则,你可以一开始就失败了,她当时答应了,我给朋友写了信,还提供了电话号码,还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白帆写给李俊的亲笔信托他转交,但他失约了,这封信不知道哪去了,这没什么,就是鼓励的言辞,不转也罢,她后来完全地单方违约了,他把片子的主题思想,情节构思,人物主线等都更改了。总之,背信弃义的表现说明,她并不独立,她纯粹是为了金钱,为了取悦仇视中国人的某些海外敌对势力,因此,她自己命题为《一个神秘的谋杀案》的专题片播出后,无声无息,她彻底地失败了。

她住在寒酸的小旅馆里

最初,大约在4月底,英国制片人凯西是用越洋电话与我联系的,她说自己是名导演,制作过很多部片子,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房子,我也希望她能再次发财,生活过得更富有,但等到528日第一次见面时,我才知道并非如此,我如约到了位于多伦多劳伦斯一家小旅馆与其会面,在那里我很吃惊,我费了一番周折,走了较长一段路,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地方,它的居住条件非常差,一楼的会客室连空调都没有,她还在网上找了一中国留学生作译员,那个女孩不停地抱怨自己没钱,给我的感觉很不好,但我强作欢笑。凯西满鼻子雀斑,头发凌乱,拿着一个破旧的大背包,手足无措的样子,一点不象成功人士,但我内心竭力说服自己,人不可貌相,既然答应了,一定要帮助她,她赚点钱没关系,只要能把薄熙来的记录片拍摄好就行。

我们在炎热的斗室里商谈合作的条件,我再次说明,我很忙,有许多人找过我,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我在网上看了有关她的网站资料,她的确曾经是一个作家,而制片厂实际上就是家庭作坊,她和先生一起办的,她们很不容易,已有两个孩子,生活并不富裕,她拍过的几个片子也不出名,但既然远道而来,我愿意履约,她说,此行是第一次的试拍,先由她拍一些镜头,让我讲述自己与薄熙来斗争的故事,大约需要一两个小时,然后,带回去给先生看一下,再在适当的时候光临多伦多,由他先生带领专业人员正式拍摄,而后期制作还需要我撰写讲解词,由于我不能直接讲英文,她要找翻译,可能需要时间和费用,也要寻找赞助商,我理解她的心情,也知道文化新闻事业的不易,我都满足了她,但我一点也没预料到,她第一次拍摄的真实目的是回去给BBC的编辑看,并与其讨价还价,这些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其实,她是一个以新闻电视片谋生的个体户,她关心的是从我手里能捞取多少资料,换取多少钱,而不是薄谷案件的真相。

正因为她的不诚实,不守信,不大气,想拼命地不择手段地赚钱,却欲速而不达,所以她永远发不了大财,她囊中羞涩,只能住在小旅馆里,虽然,用《一个神秘的谋杀案》欺世盗名,赚了点小钱,但如同过眼烟云一样,由于她心术不正,为了取悦于薄家,而编造了一些经不起事实推敲的谎言,所以至今没有几家电视台恳出大钱买她的劣质产品。

她把我的网友耍了

凯西到大连前,我给他一个电话号码,有一个曾在大连开发区做过官员的人愿意帮她的忙,这个人非常有境界,我没见过他,但在网上交往较长时间,多次与其电话聊天证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和良知,后来她还亲自去看望了我中学的老师,他们成了好朋友。为了排除沟通的障碍,这位网友给她准备了一个年轻的女译员,最初凯西答应了,并承诺支付翻译费,其价格和她在网上自寻是一样的,我把那个人的电话号码给了她,但是,不知为什么,英国制片人单方毁约,自己找了一个从东南亚某国带去的台湾女人作翻译,据与其见过面的李俊说,感觉上对她没有好印象,这样一来,她把我和网友都耍了,因为根据事先的时间安排,那个女译员是专门请了假的,她本身是有工作的,这事使我很尴尬,我深知,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是绝对不可深交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克服重重困难,给这个对大连一无所知的台湾译员提供了一些线索,而且我的老师王志馨与薄熙来打过交道,还有与薄的合影,她不顾年事已高,子女劝阻,接受了凯西等人的采访,耗费了大半天。

不过,上述网友没有直接与凯西会面,这不是怕的问题,而是正好不巧,那几天大连以及辽南地区发生了大暴雨,道路不畅,交通中断,网友孙君回鞍山照顾生病的父亲,一时无法返回大连,而凯西原先与我商定要去的地方,网友都安排给了小翻译,英制片人要去金县和开发区,还要找到薄熙来的旧居和我与薄熙来最后一次见面的大连宾馆,等等,这些地址,作为大连人的小翻译都能找到,但凯西偏要跟着台湾人去找地方,走了不少冤枉路,却对孙先生不露面而疑问重重,她还对我没让她见到韩晓光而大发牢骚,但是,韩是大连嘉信国际酒店的老板,当时他不见任何人,我已经尽力联系,但功亏一溃,这与我当初的承诺没有矛盾,我在5月底讲的话,她聘的翻译海燕可以证实,我只是说,尽力而为,不确定韩晓光能接受她的采访,除了此事,凯西没有任何细节是可以挑剔我的,后来,几个月之后,韩晓光由于受到薄熙来死党的威胁,主动与我恢复了联系,在《前哨》有文章作了情节的描述,我没骗任何人,但已事过境迁,他无法再接受英制片人的采访了。

对我的老朋友言而无信

为了拍好这部片子,我给她提供了一些照片和文字,还给她联系了香港的王建民,王原为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的特派员,新闻从业经验丰富,人品非常好,他先后创办了《脸谱》和《新维月刊》杂志,《联谱》是第一个报道谷开来谋杀案的媒体,这比其它海外同业要早一个多月,但由于此纸媒没有上网,读者知道的不多,他最初通过电话向我透露谷开来杀人一事时,我还半信半疑呢,可见他的独家猛料相当厉害,由于他工作繁忙,不太想见英国制片人,但我竭力说服她接受凯西的采访,我说,这是第一部有关薄谷生活的新闻记录片,尽管她可能为了赚钱,但为了生活,哪个人没有私心呢,只要她能认真地拍摄就好,王建民勉强同意了。
我把王社长的联系方式给了她,但凯西去之前却没有把准确的时间告诉我,如果是为了节约电话费,她可以发电邮,但凯西忽然自行去了香港,当王建民热情地与其见面并宴请她之后,原约定次日再次会面详谈拍摄,但凯西又失约了,不打招呼地离开了香港,事后王建民电话里对我说,这个英国人一点信誉也不讲,我做了接受采访的准备,但她爽约了,不知什么原因,2012923日,凯西的另一合作伙伴爱德华到多伦多来,却转述凯西的话说,王建民担心生意受到这部片子的影响而婉拒了合作。我印象里,王建民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我上个世纪就认识他,他是海外第一个报道我被捕消息的记者,本身又是美籍,没有理由担心参与一部批评薄熙来的片子而受迫害,我把实情告诉王,他说,维平啊,我和你交往了10几年,如果我怕,我就拒绝你的要求,不见她算了,绝对不会骗你的,你怎么能和这样的言而无信的人合作,真是匪夷所思啊。

湖上泛舟是虚构的谎言?

凯西等人为拍摄此片,先后去了东南亚某国,见了李俊,还到了北京,大连和重庆,采访了一些知情者,在离英商海伍德去世一周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她委派爱德华来到多伦多,这与其原称的他的先生再次正式拍摄我有所不同,但我对人比较宽容,我想,她又一次失约,可能基于先生工作忙,他可能刚从中国回来,身心疲惫,也需要专心于后期制作,所以,谅解了她。凯西电话约了海燕作翻译,我和爱德华交谈的很好,除了对王建民有所不满外,他说,按照我提供的线索,在大连,北京,重庆等地都如期完成了采访任务,他还意外地在北京找到了海伍德生前住的豪宅,这次来多伦多,就是拍最后几个镜头:你在湖上泛舟钓鱼,这表明你与薄熙来的斗争胜利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非常有趣,就找了一个企业家朋友帮助,他为我们租了船,花了一百多加币,出了一辆豪华的房车,由我太太作翻译,带着爱德华一起去多伦多的米湖,一边垂钓,一边接受最后的采访,此前由海燕作译员,我在梅西学院与爱德华谈了三四个小时,他认真地做了录像,并说内容很满意,原本按规定,一切媒体使用梅西学院的场地拍摄,是要收费的,但我考虑他们的经济状况而向院长提出了免费的要求,学院网开一面,这些我都没告诉他,我也没流露出好奇心,因为去米湖之前,我和杨老板开车去接他,他和凯西一样,又住在一家相当偏僻的小旅馆里,我心里很不安,如此自称世界闻名的导演,怎么会这样寒酸?我真应当帮助他改善经济状况啊。

此间,爱德华在湖上只拍摄了一些照片,没有摄像,而且当船停靠在一个小岛附近时,他尿急,竟站在船上脱了裤子放水,这一行为类似薄瓜瓜在英国校园门前撒尿,使我有点不舒服,而临上船前,我明确地请求每个人做好准备,尤其是他声称经常在英国钓鱼,但连蚯蚓都不会别在鱼钩上,这使我想起凯西对王建民的言而无信,但我还是在心里劝说自己要大度,毫无疑问,为了拍摄一部揭露薄谷真面目的片子,应当怀柔和包容,于是,大家谈笑风生的,面对湖光山色,完成了最后的任务,杨老板还慷慨地给大家准备了晚餐,夕阳西下,当我们驾车连夜把爱德华送到皮尔逊机场时,他十分感动,深情地与我握手,他说,再到伦敦,你一定要找我啊,我回去马上加紧制作,再过一个多月,你就会高兴地看到一部以你为主线讲述薄谷故事的片子了,它将轰动全世界。

片子是如何改变的?

由片名《薄熙来》,变成《一个神秘的谋杀案》,由承诺我讲解为中心线,为某所谓学者质疑谷开来杀人这一实质性的转变,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曾写了《谁怕薄瓜瓜的威胁》一文,如实陈述了去年103日经历的一些怪事,有些细节就不重复了,我只想指出两个疑点,第一,英国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立意和主题,但不应当欺骗我,她可以找别人合作,拍什么是她的自由,但她浪费了我大半年的时间,骗取了我一些图片却一张也没用,连湖上泛舟的照片也没有,记录片只出现了采访我几分钟的镜头,还是断章取义,她是借用我的嘴,指责中共内斗,凯西想说明的主题是,谷开来没有杀人,是内斗的党内对立派栽赃陷害的,我不这样认为,依据薄谷一贯的思想性格,加上法庭提供的证据,我确信谷开来是杀人犯,这是我与凯西最本质的区别;第二,从记录片出现的几张照片看,我推测薄瓜瓜界入了此片的后期制作,因为这些谷开来在90年代初的私家照片,媒体从未发表过,画面上的瓜瓜才几岁,谷当时喜欢穿的衣着,我还有印象,只有薄家或亲密的朋友才有,而且镜头出现一个画家,他称与谷和海伍德都有交往,也就是说,非常有可能,薄瓜瓜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正在后期制作的凯西,这个与谷有交情的画家提供了一些资料,并一再为谷辩护说,象她这么好的女性不可能杀人。是的,谷开来喜欢国画,那个画家也有机会结识海伍德,但他并不真的了解谷开来,认识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画家浮光掠影的印象,无法推翻法庭出示的有关谷开来谋杀的证据,因为证据不是一个人,有王立军,还有“四大金刚”,还有物证的血样,以及薄谷以前惯于徇私枉法的历史记录。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是什么时候改变主题的?是去年五月第一次见面吗?显然不是。她那么穷,怎么会浪费钱财?是2011年的9月吗,好像也不是,如果是,爱德华就不必再要多伦多,我分析是在最后的关头,即10月初,有人找到了英制片人,或电视台,抓住两个心理搞定了凯西,造成了后来的变局,一是凯西太穷,穷得没了志气,她急于赚钱,就撕毁了合同,决定满足薄瓜瓜的要求;第二,英媒敌视中国的心理,一部分老外批评中国并无恶意,是希望中国进步,而另一部分老外是造谣诽谤,希望中国动乱分裂,凯西最后选择了后者,那些手里有钱,不怀好意的人,一方面让制片人发财,一方面满足老外猎奇的心理,推出所谓《一个神秘的谋杀案》,是要误导海外观众,谷开来杀人案是冤案,是薄熙来的政敌导演的,因此,那些不利于谷开来的资料就消失了。

尤其荒唐和奇怪的是,自200924日我旅居加拿大以来,应邀去过挪威,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申办签证从未有过拒签的记录,但20126月,一个朋友约我们全家人去伦敦度假,但申办签证却失败了,英国使馆没说不同意,而是拿了护照和费用之后,整整拖了三个月,没有说明任何理由,难道是担心我去采访有关海伍德的事吗?真的一头雾水,最后我自行要回了证件,取消了行程,而且还有一个正在翻译和编写英文版《薄熙来传》的作家,也突然中止了与我的合作,这与他的名声极不相配,令我心存疑虑,这一系列事件有无内在的联系?我想起90年代后期,大连一个知情者对我讲的话,薄熙来和谷开来在英国的政界,商界,外交界,教育界等都有深广的人脉关系,他们家的财产早就转移出去了,可以收买许多人,以前我不信,现在经历了上述的变故,我确信无疑。看来我得自筹资金,拍一部新的真实的《薄熙来传》,而且要继续深入调查事件的真相,并予以公布。

201324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香港《前哨》杂志20133月号首发
作者声明:何频主办的明镜出版社在以“纪伟仁”『假冒中纪委的人』名义撰写的《从重庆阴谋到北京政变》一书中,大量引用与抄袭本人的研究成果,发了大财,伤天害理,臭名昭著,已被本人委托的香港律师发出警告函,诉讼即将在香港与美国两地展开,同时将刊出揭露何频抄袭犯罪集团的长篇系列报道,展示证据与真相,今后,明镜旗下的所有出版物,网站,不准转载,引用,编写,抄袭,变相抄袭本人所有文章,违者必究。
阿海主办的北运河出版社在《薄熙来夺储败亡记》一书的344页至365页,也公然抄袭我的文章《王立军的自白》,同样将面临诉讼。
姜维平狱中回忆录《活人墓》即将出版,已汇款的读者请耐心等待,尚未汇款的不要再汇,等新的销售方式确定再议,作者联系方式,邮箱:
Jiang We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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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jwpjiang@gmail.com
电话647---763--6898

旧闻:李鹏泄密:“六四”军事政变的真正意图

    来源:明镜网  
   
       西谚曰:可以长期欺骗一部分人,可以短期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李鹏六四日记》部分透露了邓小平在1989年4-6月的高层内部绝密讲话和行动的事实。证实了“六四”不仅仅是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而且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改革的军事政变。
      一、邓小平调动大军发动武装政变,是为了压制、控制、对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和人大常委,在枪口下被迫支持政变,避免衝击和干扰,才能更有把握。
      李鹏1989年5月19日的日记透露:上午10时左右,我们应邀到了邓小平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叁位老同志,叁位常委李鹏、 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叁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叁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谈了六点意见,他说: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不超过40人,宁缺毋滥……
      五、新班子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
      这样,李鹏证实了,早在1989年5月19日上午10时,邓小平已正式定下来江泽民代替赵紫阳任总书记,并决定召开40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上再通过一下。
      李鹏5月21日日记透露:“中午,我给邓处王瑞林打电话,提议叁日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处来电话传达邓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衝击和干扰,才能更有把握。”
      可见,邓小平直到1989年5月21日对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并无“把握”,认为会出现“衝击和干扰”,不能保证会议达 到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政变目的。因此,邓小平5月21日从上午和晚上考虑和商议一整天的结果,决定改变他自己5月19日“领导不能中断”的部署:先开 40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而是,“要等大军进入北京以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把大军进京以后作 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5月22日李鹏日记说,下午3时,李鹏请乔石、姚依林研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方案,会议在一週后举行,主要是等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 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衝击的局面,会议才能开成;扩大会议中心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会后,促使中 央和地方统一思想,保证行动一致。
      这样,大军进京就是为了控制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以及老同志。在坦克炮口之下,五万解放军部署在天安门周围和中南海之 内,哪个委员敢于反对邓小平的决定?都不得不以愚蠢的忠诚和忠诚的愚蠢,屈服于武装政变的“大军面前”,成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从犯或共犯。这样,在6月 19-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24日的四中全会,完成了李先念1988年同邓小平预谋倒赵,1989年邓小平军事政变的最重要任务 ——撤销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与会者都成了邓小平的从犯或帮凶。写下了中共歷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结论是,《李鹏六四日记》揭露了1989年5月19日、21日邓小平的决定,证明“六四”是一场赤裸裸的军事政变,调动国防大军进入首都,是 为了防止衝击和干扰,使参与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中央委员等在武力威胁下统一于邓小平的主要政变目标: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为赵 紫阳定下支持动乱的罪名,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
      因此,应当正式提出要求,由全国人大根据李鹏揭发材料,立案调查“六四”事件,公佈邓小平发动军事政变的真相,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李鹏泄密:“六四”军事政变的真正意图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一书(外参出版社)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歷程》、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麽?》、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与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中对“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叙述和评价,集中并列,以作对比。
      二、邓小平“六四”政变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李鹏日记透露,“六四”这场军事政变,是有预谋的。实际上在1988年已经由李先念向邓小平正式提出,把赵紫阳搞下台。
      李鹏1989年5月28日的日记,记录了丁关根的谈话:“丁关根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瞭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1988年)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 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今年(1989年)一月份,小平同志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说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耀邦逝世,学潮起 来,4月25日邓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说话。”丁关根特别指出:“5月17日上 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邓做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 下台。到5月19日,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1988年在人 民大会堂、1989年4月25日、5月17日李先念叁次找邓小平谈搞倒赵紫阳问题,证明这场政变是早有预谋的,李先念扮演了极为重要、又极不光彩的角色。
      5月28日李鹏日记又揭露:“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这样,李鹏公开揭露了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非正式决定赵紫阳下台,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邓小平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而在1988年以前的“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李先念、陈云向邓小平吹风,推荐江泽民替代赵紫阳当总书记。好一个“连续几年”!如果是从批胡耀邦的 1986年算起,那末倒赵的密谋是“连续几年”的1986、1987、1988年就一直在进行的,由李先念为急先锋、前台出面,陈云作为后台支持邓小平, 最后由邓小平拍板决定的倒赵阴谋,是早在1986-1987年,李先念、陈云策划,1988年李先念正式提出,1989年春节期间李先念公开在各地会见领 导人员时点名指责赵紫阳。这真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动乱、政变的自供状!学潮不过是倒赵的藉口和机遇而已。
      5月31日李鹏日记透露,10时邓小平对李鹏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10时半,“通知我到陈云同志处,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 真、王震、宋任穷都在,一致同意赵紫阳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这些人士,可能就是李先念讲的“第二司令部”。他们几 个人竟然有超越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天大权力,同意或不同意赵紫阳保留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因此“六四”主要目标,是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在5月31日 这些人已经决定要把5月19日邓小平确定赵紫阳下台的最高指示按计划一步一步实施,并以20万大军的军事压力来实现。
      6月18日李鹏日记透露:“李先念和薄一波提出,对赵要一抹到底。”“王震也来说,要取消赵中委资格。”李、薄、王等老人决心要一棍子打死赵紫阳。
      动乱,按《新华字典》解释:动——改变塬来的位置,乱——没有秩序,任意、随便。邓小平、李先念没有秩序地任意改变塬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 置,就是发动和製造动乱、支持动乱,以武装政变保证动乱中夺权。李先念1988年策划、发动了倒赵的动乱,邓小平支持倒赵的动乱,为了保证更有把握实现阴 谋,邓小平调动大军发动了武装政变,逼使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叁届四中全会的委员们在军事压力下支持邓李的动乱,举手同意倒赵的决议。因此,根据《李鹏六四 日记》的揭露材料,1989年发动与支持动乱的罪名应当放在邓小平、李先念的头上,绝不应放在总书记赵紫阳头上,更与年青的学生无关。
      结论:根据《李鹏六四日记》揭发材料,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一场夺权斗争,改革与反改革势力争夺中共中央总书记权力的斗争。李先念发 动了倒赵的政治动乱,邓小平支持这场政治动乱。在党内外压力下,邓小平决定调动大军支持政治动乱,发动反改革的军事政变,将赵紫阳撤职,达到了李邓发动的 有预谋、有计划的倒赵为目标的政治动乱的目的。
      建议中纪委、中共中央立案审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违反党章、製造打倒合法的党中央总书记的政治动乱、调动国防军支持政治动乱的错误与罪行。復查后撤销十叁届四中全会强加于赵紫阳“支持动乱”的错误罪名,对“六四”予以平反。

分析:中美网络战,谁还没准备好?

    来源:BBC
  
      美国电脑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 于2月1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使网络战话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的重点。这是自2010年网络战热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讨论。
  
      两次都发生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美国国会与五角大楼都先后就网络安全提供了详细的报告,目前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对可能发生的网络战究竟准备好了没有?
 
  两轮攻击
  
      这一轮的目标与2010年1月开始的那一轮网络攻击的目标显然不一样。现在看来,上一轮更象是网络攻击者在测试自身的攻击力,因此目标比较散 漫。据《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报道,受到攻击的有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 )、美国多家律师事务所、纽约警察局、还有印度政府网络。报道指出,网络攻击来自中国。
  
      当然,五角大楼从来就是这些黑客攻击的目标。《华尔街日报》2009年4月21日报道,最大的损失是黑客盗取了美、英、意大利等9国耗资3000亿美元研发的F-35隐形战机计划。
     
分析:中美网络战,谁还没准备好?

  
      《纽约时报》在最新的报道中引述Mandiant报告,这一轮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公共部门、卫星和通讯、科研、能源、交通等部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轮网络攻击中,存在广泛盗取网络信息现象。最危险的一次据说是针对泰尔文特公司 (Telvent)加拿大分部的成功入侵行动。该公司设计的软件能够供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公司,以及电网运营企业远程控制阀门、开关和安全系统,并保留着详 尽的设计方案,涉及一多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石油与天然气管线。
  
      因此,这些攻击无疑被认为涉及到南北美洲的安全。对很多美国的受害者来说,攻击者已经被锁定为“注释组”(Comment Crew)或“上海组”(Shanghai Group),上海市大同路那栋灰白色的建筑顿时名闻天下。《纽约时报》援引美国网络安全专家的话说,美国还有更多被“黑”企业浮出水面。
  
      但美国政府似乎还不想与中国就此翻脸,奥巴马总统在前不久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只表示“一些外国政府及公司试图盗取美国的商业机密,并且可能正在寻求破坏美国电网、金融机构、空中管制体系”等,并没有点中国以及任何国家的名字。

    网络战
  
      其实,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早在2009年就公开化了。2009年10月,美国中国经济和安全事务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中国实施网络战和计算机网络应用能力》,警告美国要警惕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
  
      该报告指出:中共在政府性质的网络活动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共在网络战争中走在了前面,如果出现纷争,中共还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
  
      2009年9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长达53页的网络安全报告《追踪鬼网》(Tracking GhostNet: Investigating a Cyber Espionage Network), 指出网络间谍正在系统地侵入全世界范围内1295台电脑。报告将这个网络间谍系统称为“鬼网”,指出控制“鬼网”的电脑和一系列发动攻击的IP地址来自中 国。
  
      中国有太多的国家机密,因此,网络战的筹备工作绝对不会对外公开。但中国在网络技术上的发展上有两项“贡献”更是世所皆知,那就是网络监控技 术与攻击型的黑客技术。监控技术的成就有“金盾工程”与被称为“网络长城”的防火墙为证,黑客技术则只能见之于国际社会的多项研究,《信息安全与通讯保 密》杂志载有大量这类研究成果。
  
      美国对自身网络战的能力有自我评估。早在2009年3月,五角大楼公开了其在网络战筹备概况:一,于2007年成立了网络战部队,与空军作战 司令部、太空司令部是平级单位,归美国战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领导,指挥4万名从事网络战的空军人员。主要任务是筹备战时利用黑客发动主动攻击,包括渗入“敌方”网络系统窃取绝密数据,在对方网络内 置入程序,以便在战时摧毁敌方指挥控制系统;
  
      二是投入资金弥补网络系统漏洞;三是增加每年培训的网络安全专家的数量,每年为五角大楼培训250名网络安全专家。
 
  评估报告
  
      美国网络战筹备情况,可在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美国获得和使用网络攻击能力的技术、政策、法律与道德问题》中查找。这份耗时两年半的报告于2009年4月公布。
  
      美《国防月刊》2009年7月号发表文章“缺少对攻击性质和影响的明确评估 美国网络战计划遭质疑”,从几位参与报告编写的核心人物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与其说他们在编写这份报告时感受到美国网络战的能力,还不如说他们发现了缺点。
  
      首先,他们认为参与网络战的人员对网络战本身就缺乏了解。
  
      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政府部门了解攻击敌方计算机可能产生的影响,军队也是如此。他对本刊记者说:“我猜测, 大多数将领并不真正了解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需要设法让这个问题得到特别关注。”前副国务卿肯尼思达姆说,这份报告认定,发动网络战的政策和规定 “缺乏对情况的了解,不完善且极不确定”。
  
      其次,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网络战的实施。
  
      参与报告编写的作者们无法确定,美国政府到底让哪个部门负责协调网络攻击或颁布相关政策(如果有什么政策的话)。另外,美国国会也没有负责监 督这项政府工作的委员会。报告称,简而言之,假如美国政府要发动网络攻击,那么它可能缺乏相关的责任制度。作者们认为,国防部门在网络战领域的大部分工作 都是绝密的,这种保密做法阻碍了围绕网络攻击性质和影响的大范围讨论。
  
      第三,在法律和伦理方面,报告认为,美国已有的一些法律和规章为防御网络攻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但还存在漏洞。但美国法律对于对于实施网络攻击,却缺乏相应的法律。
  
      如果说前两类问题会随着美国受到网络攻击的次数增多而逐渐解决,有关法律方面的障碍就大得多,因为网络攻击对美国现有的伦理体系和人权体系提出了挑战,相关法律不易通过。仅在2012年,就有两项关于互联网的法案在提交国会讨论时被否决。
  
      自这份报告推出之后,已过四年。美国的网络技术攻防能力应该有很大的完善,但弱点仍然与以前一样,即网络攻击的立法仍然不易通过,政府因需要 削减财政赤字也必须减少国防开支。中国与之相比,其强项正在于专制体制赋予的一些民主制度没有的优势:一旦列入国家优先项目,就不存在法律约束,资金方面 更是倾力投入,可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在短时间内办大事。
  
      在争夺“第五空间“的网络战中,美国网络技术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缺乏的是相应的警惕性,过去在对华技术输出上几乎未设置法律障碍,目前在网 络攻防战中处于防御一方。但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自二战以来,美国大都处于后发制人状态,比如珍珠港事件,比如911事件。在事件未发生之前,政府根本 无法进行战争动员。但一旦事情发生,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美国总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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