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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中共秘密审查赵紫阳内幕:定罪状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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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录音整理的回忆录《改革历程》,首度披露中共内部就30条问题审查赵紫阳的文件——《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因无法自圆其说,该文件从来未对外公开。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内部就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存在重大分歧,赵紫阳等人一直坚持要修订该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而邓小平为首的一派则坚持不肯退让,直到北京实行戒严,赵已被实质夺权后,仍然尽最后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

六四事件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 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据此撤销他的所 有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赵促改变“4·26社论”定性

李鹏的报告及对赵紫阳审查的结果一直未对外公布,在录音回忆录中,赵紫阳质问:审查3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公布审查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害怕。他又指 出,1990年6月21日,处理其专案的审查组长、中共元老王任重把审查他的30条问题文件交给他。赵紫阳说,“这30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 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30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这份首度公开的文件,对1989年5月以后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详尽描述。其中透露,1989年5月17日下午,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调军队进北京实 施戒严后,赵紫阳立即签发辞职信,被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劝阻后,赵于次日(18日)收回辞职信,但他仍然写信给邓小平,继续要求改变“4·26 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5月19日晚,赵紫阳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他虽已“请假”,但仍未放弃扭转局势的努力。5月21日,他批准全国人大常委党组的建议,致电正在外访的全国人 大委员长万里,要他提前回国。当日上午,赵紫阳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说,学潮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当日赵紫阳又 想“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当天,中共元老已经开会,决定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取代赵紫阳。


与邓小平等保守派交锋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后,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指学运为“动乱”,即著名的“4·26社论”。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访问回国后,就一直围绕修改“4·26社论”的定性,与邓小平等保守派展开激烈交 锋。

这份文件又披露,赵紫阳不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经济导报》发行并整顿其编辑部的处理,指摘他“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当面对江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


欲借学潮推动政治改革

从文件中可见,赵紫阳曾想借处理学潮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如5月6日上午,他曾召集主管文宣的胡启立、芮杏文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看来 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又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以《改革要过市场 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


赵紫阳的30条“罪状”

节选自赵紫阳:《改革历程》(录音回忆录)

(1)1989年(下同)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赵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 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 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 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 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 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 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 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 遭到赵的拒绝。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做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 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 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 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 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 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扬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 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 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 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 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 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 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 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 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 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 月10日政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 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 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 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 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 任。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 想。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 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做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 秘书张岳琦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 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 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 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陈一咨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 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 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赵紫阳指出:“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得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女星陳好 因劉鐵男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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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實業公司的牌子已不知去向

【文匯網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涉嫌違紀與溫州洞頭籍商人倪日濤結成官商同盟等消息,得到印證。有關知情人士進一步透露,早在幾個月前,有關部門就對倪日濤及其在溫州的企業進行了調查。

據浙商網報道,此前,新華社發佈消息稱,記者從中央紀委獲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鐵男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而在4個多月前,被舉報者稱為「裙帶商人」的倪日濤卻向記者聲明:「這是誹謗!」

15日上午,記者前往溫州市車站大道2號華盟廣場15樓的倪日濤任法定代表人的企業——浙江中源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採訪,電梯口、門口沒看到標有中源企業名稱的牌子。該大樓知情人士透露,早在一年前「中源」就搬走,不知去向。今年年初,曾有一大隊人馬曾前來調查。

記者查閱市工商局的有關註冊信息後發現:「中源」成立於1999年4月16日;註冊資本為2億元;經營範圍為「對電力工業企業、機電工業企業、旅遊業的投資(不含金融業務);機械電子設備、紙漿、紙張、印刷製品、紙製品的銷售;貨物進出口。」目前仍處於在冊狀態。

上午,記者撥打「中源」當時公開的電話號碼,聽到傳來的是一服裝市場的廣告鈴聲。進一步查閱有關資料後發現,「中源」還曾在去年7月發佈遺失聲明稱:企業公章、財務章、法人章,特此聲明原印鑒作廢。

1962年8月出生的倪日濤,是洞頭大門島人。他22歲時到當時的機械工業部發電設備服務中心工作;27歲就擔任中國機電工業聯銷公司上海公司經理;34歲時任註冊資本為1億元的上海中機能源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42歲時任中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0年,倪日濤一進軍造紙業,就曾狂飆般地通過併購、租賃,建立起了橫跨川、桂、湘、贛、閩等省的造紙業王國,但他屢屢碰到官司。

2003年6月,倪日濤在加拿大卑詩省註冊成立加拿大綠色資源有限公司(CGR)。相關人士舉報稱,CGR成立之初的股權結構為:倪日濤占 90%、劉鐵男妻子郭靜華占10%,雙方共同擔任公司董事。郭靜華原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處級幹部。2005年12月,郭靜華將股東及董事的身份變更為兒子劉德成。

有關人士實名檢舉倪日濤玩「自己收購自己」的跨國資本遊戲:在國內銀行貸款2億美元以上,「買」自己花了相當6500多萬元人民幣提前收購的加拿大企業New Skeena制漿廠。而劉鐵男在施加權力影響,試圖促成這項貸款。

舉報人稱,最後,他的舉報,讓這個「左右互搏」之舉終止。

當 時倪日濤還曾解釋:「雖然自己與劉鐵男熟悉,他的兒子劉德成也確曾在自己公司上班,但我和劉鐵男沒有業務往來,他也沒有批復我任何項目,銀行貸款我都沒有 貸到,貸到也是正常合法貸款。根本沒有往劉德成賬戶打錢這回事。並且,當時CGR註冊資金才10萬加元。劉德成只佔10%的股份,而且是實際到位的資金, 不是干股,早已退掉股份了,現在已經沒關係了」

儘管這些年倪日濤在全國各地簽訂了不少的大投資項目,但在網絡上,卻很難搜索到倪日濤的個人照片或合影。溫州商界的一位人士曾透露,倪日濤很低調,一般不願意在媒體上拋頭露面。

這兩天,記者查找了大量的資料,試圖找到倪日濤和他掌控的企業在溫州的「足跡」,但只有點滴發現:倪日濤曾在溫州著名的「張葉生受賄案」中擔任證人。2001年10月,倪日濤的中機公司副總經理、洞頭老鄉葉統余,被瑞安市人民法院判決犯行賄罪,法院查明葉統余向原瑞安市工業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瑞安市政府三電辦公室主任張葉生行賄人民幣30萬元、美元12000元。雙方違反有關招投標規定簽訂了總額計2100餘萬元的合同。

葉統余的辯護律師說,當時,他辯稱本案是單位行賄。證人倪日濤等則指證葉統余承包了中機公司成套設備部和案發後偽造賬冊等事實。

《時代週報》此前的報道稱,陳好、張羽在黑龍江國中水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碼600187.SH,原下稱ST黑龍,2009月5月5日後更名為ST國中)的一夜暴富,讓銷聲匿跡多年的倪日濤再度浮出水面。

2006年上半年,陳好、張羽分別買入ST黑龍280.3萬股、217.26萬股,成為ST黑龍第一、第二大流通股股東。

此時,正是中竹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竹控股)介入重組ST黑龍的敏感時期。

中竹控股實際控制人便是倪日濤。在入主ST黑龍前,中竹控股通過旗下的中竹紙業集團,先後控制了四川雅安竹漿廠、福建邵武竹漿廠、江西宜春造紙廠等企業,並一度控制過延邊石峴白麓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碼,600462.SH,下稱ST石峴)、吉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碼 000718.SZ,下稱ST吉紙,已更名為蘇寧環球)等上市公司。

蹊蹺的是,在正式成為ST黑龍第一大股東後不久,中竹控股即神秘退出。直至此番因陳好、張羽事件重回公眾視野,倪日濤的名字才重新浮出水面。「倪日濤這人我沒見過,但聽說過,專門搞資本運作的。」 6月11日,溫州一位著名企業家向時代週報記者透露,「倪日濤的手下大部分都離開了,他的公司已經舉步維艱。」

2006年5月15日,中竹控股通過競拍,以2012萬元的價格,取得黑龍集團公司持有的ST黑龍14300萬股國有法人股,成為ST黑龍第一大股東,占公司43.7%的股份。

事實上,早在2004年年底,也即中竹控股成立幾個月後,中竹控股即與黑龍江方面簽訂了初步的投資協議,開始介入ST黑龍的重組。其後,倪日濤系人馬進入公司董事會。

為配合重組,2004年12月,倪日濤註冊成立了齊齊哈爾中紙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齊齊哈爾中紙),註冊資金5000萬元,中竹控股占90%股份。此後,齊齊哈爾中紙又出資成立齊齊哈爾宏遠物流有限公司。據悉整個重組工作由倪日濤負責,李寶忠直接參與運作。

2005 年7月23日,ST黑龍公告,齊齊哈爾市國資委及公司大股東黑龍集團決定引進戰略投資者中紙有限公司。10月22日,ST黑龍再次公告,公司將全部生產性 資產租賃給齊齊哈爾中紙,每個月的租賃費用為50萬元。據悉上述租賃的資產評估價值為12.59億元,每月50萬元的租賃費尚不夠公司日常開銷。

2006年4月,因與銀行的債務糾紛,黑龍集團持有的ST黑龍股份被黑龍江省高院凍結。5月15日,中竹控股通過拍賣取得ST黑龍43.7%股份。3天後,ST黑龍暫停上市,直到今年4月17日復牌。

8 月9日,黑龍江省高院正式下達執行裁定書,裁定將黑龍集團所持有的ST黑龍14300萬股國有法人股變更為中竹控股所有。當日,中竹控股簽署《ST黑龍收 購報告書》,表示「一年內不會轉讓已經收購的黑龍股份之股份」,並承諾「將齊齊哈爾中紙的全部新聞紙資產注入上市公司」。

但僅僅2個月後,中竹控股與ST黑龍的合作即生變數。10月19日,ST黑龍公告:鑒於ST黑龍重組方無法履行合作條款,公司與齊齊哈爾中紙同意解除(終止)雙方於2005年9月26日簽訂的《租賃合同》。

中竹控股就此神秘退出ST黑龍,ST黑龍和中竹控股都沒有披露內中隱情。

與ST黑龍類似,中竹控股重組位於吉林的ST石硯、ST吉紙等上市公司,結局都是無疾而終。有知情人認為,中竹控股其意不在重組,而在於上市公司的資產。

「中竹紙業用租賃的四川雅安造紙廠資產註冊,到處收購上市公司和破產企業資產,搞所謂的資本運作。」 ST吉紙一位職工對時代週報記者如是評價中竹紙業。

調查得知,倪日濤為溫州洞頭縣人。1994年7月,全民所有制的上海南疆機械成套公司成立,倪日濤任法人代表。但公司僅存在3年,即於1997年12月註銷,其債權、債務委託上海中機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代為承收承付。

1996年9月,上海中機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下稱上海中機),倪日濤出任法人代表、董事長。有意思的是,上海中機剛成立,公司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倪日濤的洞頭老鄉葉統余,即因頻繁對外行賄事發。

據 記者得到的浙江瑞安法院判決書顯示,1996年10月至1998年間,葉統余先後在溫州、瑞安、上海等地四次送給原瑞安市工業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三電 辦」主任兼瑞安市電力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某人民幣30萬元、美元12000元。其間,雙方違反有關招投標規定簽訂了總額計2100餘萬元的合同。 2001年,葉統余因犯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上 海中機成立後,進行過複雜的工商變更,包括註冊資金、法人代表、企業住所等等,其初始4家股東的股份,後來全部轉讓給湖北中能經濟發展有限公司。而且上海 中機的董事會中也已經不見倪日濤的身影,但時代週報記者獲悉,上海中機現任董事長范春龍系由大股東湖北中能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委派,而註冊資金 1.1億元的湖北中能,正是倪日濤控制的企業,由倪日濤控制的浙江中源持有其91%股份。

在上海中機4大股東中,上海海峰、上海海申系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國重型機械工業協會為國家經貿委指導下一全國性社會團體。上海中機對外宣傳,公司隸屬於國家經貿委,所謂「隸屬關係」,或許正從這而來。

2000 年1月,上海中機租賃國內最大的漂白硫酸鹽竹漿生產基地—雅安制漿造紙廠,並於同年3月成立雅安中竹紙業有限責任公司。但倪日濤並沒有將雅安制漿造紙廠帶 出困境。在雅安中竹租賃經營多年後,2007年3月5日,負債20.84億元的雅安制漿造紙廠宣佈破產,其後被金光紙業(APP)以 9.2億元的高價拍下。

「倪日濤註冊的公司租賃了雅安紙廠,僅交了數百萬元租賃費,但馬上就將雅安紙廠的資產當作自己的資產,註冊了一億多註冊資本的四川中竹紙業。」雅安中竹一位員工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記者獲得的上海中機年檢報告顯示,上海中機已連續多年虧損,其中2006年虧損976萬元,2007年虧損516萬元,目前公司尚未參加2008年度年檢。

在倪日濤的棋局中,最核心的企業,除上海中機外,還有聲名顯赫的中產經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產經)。

2002年3月12日,中產經成立,註冊資金5億元,股東為雅安中竹紙業有限責任公司、湖北中能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和浙江中源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倪日濤為法人代表。雅安中竹以實物出資4億元,占中產經80%股份。

2002 年3月4日,中竹紙業有限責任公司成立,註冊資金6.8億元,由中竹控股持有67.64%的股份。3月14日,中產經和中竹紙業共同出資收購邵武竹漿廠整 體資產,重新註冊成立邵武中竹紙業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金達到7億元,倪日濤任法人代表。在此前後,中竹紙業又收購了湖南、江西、廣西等地多家紙業公司,成立懷化中竹、宜春中竹、柳州中竹等企業, 2003年8月,山東省中魯遠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中產經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將所持青島雙鯨藥業有限公司95%的股權全部轉讓給中產經,轉讓價款為人民幣1600萬元。

短短幾年時間,倪日濤就通過其控制的中產經、上海中機,收購或控制了10多家企業。

6月13日下午,有記者找到其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地址——上海市靜安區膠州路58號1306室,但1306室並沒有中產經公司。6月16 日,記者幾經波折,找到中產經的辦公地點,上海陸家嘴華夏銀行大廈25樓,卻發現這裡已經人去樓空。物業告知,中產經兩周前剛剛搬走。

當天下午,在浦東環球廣場大廈的27樓頂層,記者找到包括中產經、上海中機和上海宏遠的聯合辦事處,此三個公司均由倪日濤掌控。

但針對採訪要求,公司工作人員表示,他們都不知道倪的電話,有事情倪日濤會主動聯繫他們。一直到6月22日,倪日濤一直不肯露面。

「倪日濤發家的秘訣沒有別的,就是利用其政府人脈入股和合作借口,進入到國有企業改造過程當中,獲取好處。」一位曾追隨倪日濤的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

記者調查發現,倪日濤確實與不少官員關係熟稔2004年6月,中紙集團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更名為中竹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共有3位董事,除倪日濤外,董事甘智和格外引人關注。

公 開信息顯示,甘智和,1945年出生,曾長期在國家建材局、國家經貿委等部門擔任領導職務;2003年-2005年8月,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 長。2004年,甘智和曾以發改委副秘書長名義,在全國民營企業參與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合作交流會上發表講話。而此時倪日濤資本運作的主要方向,亦在東 北。

記 者發現,除入主ST石硯、ST吉紙、ST黑龍3家東北上市公司外,倪日濤還廣泛參與了東北的一系列投資。僅以吉林省白山市為例,2005年5月,在「吉林 國有工業企業產權轉讓暨項目招商大會」上,中產經及其關聯公司,就簽署了3個受讓白山市國有企業產權的協議,包括新宇煤礦國有資產整體轉讓、白山市人參產 業整合國有資產產權整體收購和ST石峴國有股權轉讓協議,總價值超過4億元。

同 年8月23日,中產經與白山市簽訂了「戰略夥伴關係」。當天,白山市城市信用聯社與中產經簽訂了投資入股協議,白山市賓館與中產經簽訂了建設市中源國際大 飯店框架協議。此後,白山市政府有關部門又與中產經簽訂了「嵩華紙業林紙一體化一期工程項目」,據稱總投資額高達25億元。

知情人士透露,甘智和在位時,即與倪日濤過從甚密。退休後,甘即成為中竹控股董事。除中竹控股外,甘智和目前還是晨鳴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碼:000488)非執行董事、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碼:000877)獨立董事。

該知情人士還透露,倪日濤在加拿大註冊有多家公司,其中一家名為「Sun Wave Property Inc.」的公司,成立於2006年11月,系由倪日濤與林娜各出資60%和40%成立。據瞭解,林娜的父親曾在倪所投資的兩個地級市擔任主要領導。

有知情人士稱,2005年,曾有人向中國證監會舉報倪日濤涉嫌詐騙上市公司,並歷數倪日濤的「八宗罪」,包括「侵佔、挪用上市公司財產」、「虛假出資或抽逃註冊資金」等,據稱證監會曾著手調查,但未有下文。

常艳:我的事就是档案引发的“惨案”



常艳实名认证新浪微博的头像。

  ■ 对话人物

  常艳

  35岁,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2012年12月,她在网上实名发表12万字“写实小说”《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小说”讲述,2011年7月,常艳到中央编译局进行博士后研究,她希望从学校调出档案、调入编译局工作,她称为此向局长行贿,并先后多次开房,不过最终未调入编译局。

  1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局长职务。

  ■ 对话动机

  去年年底发表“写实小说”后,常艳在网上发表致歉信然后销声匿迹。4月27日,常艳在新浪开通实名认证微博,陈述她与山西师范大学的人事纠纷,称希望 学校尽快解决她的去留问题。她希望继续留在学校,“看大门、做工勤岗也愿意”。山西师大回应,常艳去年7月已提出辞职,学校从11月份起已停发工资。

  日前,常艳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缘由】

  “一步步阴差阳错”

  新京报:真实姓名开通微博,是不是意味新生活开始?

  常艳:最近我在等山西师大的答复。如果他们要我,即便是工勤岗,我也会从此低调,维护好我的家庭;如果他们不要我,需要彻底了断,让我的档案去了人才市场,我自会再去找工作,不在乎体制内、体制外。

  新京报:还想留在大学工作?

  常艳:我不是怕被辞退。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的天地可能更宽了。但我就是希望他们敢于面对。

  新京报:你发微博希望学校能给你答复?

  常艳:我就是因为与他们交涉,他们总不当回事,我才发微博敦促他们的。

  新京报:经历了去年的事,为何不一走了之?

  常艳:我得把关系彻底转到人才市场,免得以后要开个什么证明的还要与他们打交道,还要从科长、处长、副校长、校长,一个个找。

  新京报:关键还是档案转不出来?

  常艳:是的。眼下快刀斩乱麻,就要他们给我个答复就行。留我还是不留。不要我的话,我也好再寻生路。

  新京报:从你去年12万字文章看,你想把档案调出来也费了很多周折,还是没有成功。

  常艳:我与校方的人事纠纷,其实是与上次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份档案引起的“惨案”。鉴于某种特殊原因,我现在不想写明白了。但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反映了高校人事制度、人才政策的很多问题。可惜,好些人就盯在情色上看,唉。

  新京报:你觉得学校不该卡着你的档案?

  常艳:我感觉,在高校的管理方面,既要有纪律严明的一方面,但是不能把老师当成贼来看待,来防备,需要更多的人性化关怀。

  (编者注:山西师大党委副书记王心平介绍,学校规定在职期间读博士,必须与学校签协议,毕业8年后才能申请提档案。他称这是学校留人的方式。)

  新京报:但是你也给学校写过不转档案的保证书。

  常艳:我报这个博士后,到编译局是要交钱的,编译局根本就不会让我调转档案。我为了让学校相信,给我这个机会,我额外地写了一份保证书。

  新京报:但后来你又想通过编译局转走档案?

  常艳:要把档案调离山西师范大学,对于我这样的一位普通教师来说,好比登天揽月。之前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师大的教师,他说要看去什么单位,要是中直机关,学校就不会挡。

  一步步阴差阳错我与编译局建立了联系,我以为自己可能有机会进中直机关,或者至少通过这个平台把档案调出来,有个自由身再去求职也不难。

  【追求】

  “有点星星火,我就想让它燎原”

  新京报:当年你硕士毕业后留在山西师大教了两年书,2007年选择了去人大读在职博士。2011年又报考了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是希望自己有所提升?

  常艳:当时是这样,但是后来的一些事情,我就不方便讲了,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就是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两种选择,我是顺着其中一个走下去。但是到了下一个出口,又要顺着一个选择走下去。而影响我这种选择的,外在的因素太多了。

  新京报:后来又想将档案从山西师大调出,留在中央编译局工作?

  常艳:人生总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机会去追求的时候,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一旦有一个机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点星星之火,我就想让它燎原,给我一点点阳光,我就想灿烂。

  新京报:追求都是一步步不断加码?

  常艳:我在我的小说里,也有表达的。我有家有孩子,我还要什么。我一味总是要提升自己,事实上,就是进入了一种怪圈,或者说上了一条轨道。师大要求老师读博搞科研,那人家有什么导向,咱就冲着这去。做成了,那肯定好。就一步步地把自己推向了越来越不能把控的平台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的欲望强烈吗?

  常艳:有人说,我欲望强烈,我觉得也不是。还是那个观点,每个关口都有两种选择,每个关口我都有走向反面的准备。中央编译局要我可以,不要我拉到。我还有别的选择。

  我心态一直都是这样,但这就是命运,我是学马哲的,但是我还是用宿命论的观点解释这种问题。一个个的偶然,最后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

  【“小说”】

  12万字没有写全

  新京报:你写的12万字“小说”网上引起很大轰动,给自己带来压力吗?

  常艳:我现在真的在坚持,上次事件出来之后,我自杀过好几回。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要发表那篇“小说”?

  常艳:我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有一点点就会看得很深。

  如果放在其他人,让当辅导员就去当,不评职称就不评,不让上课就不上,但我总是透过现象,从背后体会出很多东西。积累多了,就在心中形成一股不可压抑之势。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偏激吗?

  常艳:也许我偏激了?我看到的很多现象,背后全是资源的掠夺与瓜分,人人为财为事而争。可以泯灭很多东西。

  其实那个根本没有写全。为我之人也是“害”我之人。或许,也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的错。就是事情很多,纠结掺杂在一起,最后……

  新京报:你对利用权力腐败的事情看不惯?

  常艳:对,我就是痛恨权力的傲慢与专横,其实高校教师,尤其青年教师的境遇并不是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好。我以后如果写小说,就慢慢写出来。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科研和学术爱好吗?

  常艳:爱好。我觉得学术上提升,和人生上提升是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人生还有更多的追求和价值。但是在我当前,这是一个突破口,我现在既然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我就相应地在这方面体现我的价值。

  新京报:学校有同事说你比较孤芳自赏,不喜欢与同事打交道?

  常艳:我对任何人都尊敬,这个是做人的底线。但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孤芳自赏倒也说不上。我对自己的优点啊缺点啊,都认识比较清楚。但是我不愿意跟人表达,宁愿藏在心里头,或者说宁愿写一些文字性的东西。

  【未来】

  “要坚强忘掉过去”

  新京报:你发了那么多微博,是不是也想改变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常艳:这次和上次不一样的,这次是我与师大的人事纠纷。我不想提及过去。只是要着眼于现在及未来。至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路遥知马力,我不急着改变某种负面的形象。用事实与行动说话最有效。我的路还长,我慢慢走,不急。

  新京报: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常艳:现在别人要怎么看,包括网上谩骂我的人,我没有必要去回复。我错的地方,就是我错的地方,但不是我错的地方,再怎么骂,我也不会去回应的。

  新京报:你当时曾决定留在北京后,有没有想过家庭也会变动?

  常艳: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到了北京之后,就不要家了,我没有想过。

  新京报:你不希望改变自己的形象?

  常艳:我本凡人。我对家庭、社会、人生的认识或许有些方面让人不理解,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的思维、认知一定与环境、阅历有关。或许若干年后,我会写自传,再叙这个社会架构中的一个小我。而此时此刻,无论非议有多少,我都不会为自己开脱。

  新京报:你发了微博之后,学校有没有反应?

  常艳:前天上午分管人事的副校长打电话叫我家人去办公室,说同意我在网上的辞职声明,并叫我下午去谈话办手续。我便觉得彻底要解脱了。但家人一致不同意我的做法,认为校方有落井下石之嫌。

  我一气之下撞向家中石头,晕过去。后来,医院诊断确有病患。

  新京报:目前没有办理辞职?

  常艳:我家人也给学校说了我的情况(抑郁症),学校就说不提我再次辞职的事情了。我现在就是治疗,别的什么都不管。我并不想再害了任何人。我一定要坚强忘掉过去。

  新京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常艳:完全是要走出自己,走出新天地,事实上,若干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些问题,无论是伤害,无论对错,无论悲喜,可能都很平淡了。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实习生 付宗恒 山西临汾报道

  新京报 2013-05-17

盘点高官落马前“露面秀”:最后一面多为参会



10大贪官落马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高官落马前的“露面秀”

2013年1月29日,参加温家宝调研发改委后的座谈会,成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落马前最后一次露面。3个多月后的5月12日,刘铁男被证实涉嫌严重违纪。

高官落马前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是他们以正面形象示人的“绝版”。此时,有人仍享受著高官显爵带来的威风;有人或已获知“动向”,情绪复杂。最后一次露面,他们多出现在哪些场合?带给人怎样的思考?从“最后一面”到落马,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最后一面”多为参加会议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了陈良宇、薄熙来、刘志军、刘卓志等10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情况,发现可为调研、观看文体活动、参加会议三种类型,均为履职行为。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示人,皆为赴分管单位或基层单位调研。

刘卓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0年11月23日,带领自治区办公厅、财政厅、建设厅、农牧业厅等部门到兴安盟调研,研究草原生态保护问题。1个月后,刘卓志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2012年2月5日,星期天,已脱离警界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到市教委调研,听取了教育工作汇报,他称自己与教育界、科技界有不解之缘,担任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每年授课时间占工作日程的二十分之一。1天后,王立军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在田径赛场为刘翔加油,成了公开报道中,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任上的最后一次活动。

体育赛场见证仕途“绝唱”的,还有去年12月落马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官方证实其落马前4天,还参加了深圳“八运会”暨第一届体育大会闭幕式。

不过,落马高官最后一次过足“官瘾”,更多还是在各级会议上。

2009年6月4日这天,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很忙。上午,他参加了深圳市政府与美国思科公司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会见思科中国董事长;下午,又主持召开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一周后,许宗衡被证实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湖 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和许宗衡情况类似。他们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参加会议—— 湖北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江西省纪念建党89周年暨抗洪抢险报告会、浙江省各市人大主任座谈会。不过,由于是排名并不靠前的副职,他们未获得 主持会议的资格。

看似神速,其实审慎

高官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落马需要多长时间?《廉政瞭望》记者纳入统计的10名高官中,除了薄熙来、刘卓志、王立军为1个月左右外,其余均不超过10天,7人的平均值为6天左右。

还有参加完活动就落马的:如陈良宇看完刘翔比赛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决定由中央纪委对其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2011年2月10日至11日,刘志军还在对西延线、西康线、襄渝线的主要行车设备、线路质量、治安环境进行全面检查,次日即翻船落马。

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从露面到落马,看似非常“神速”,事实上,从发现涉案到立案调查,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据 《财经》报道,早在2009年3月,宋晨光就因涉事,第一次被带走问话。此后,他经历了“三捉三放”,终于在2010年7月9日,接到了中央纪委当场宣布 的“两规”决定。《每日经济新闻》则透露,张家盟涉案线索,是从对“舟山首富”黄善年的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张家盟涉案的消息,早于其落马半年前,已在当地 政界流传。

与上述情况类似,对陈良宇的调查,至少要上溯到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前1个月。

2006年7月5日起,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调查“社保基金”问题时发现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决定对陈良宇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此后一个月里,陈良宇仍在不少活动中现身:如8月31日下午,下基层调研上海发展循环经济情况;9月12日下午,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要求大力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等。

贪官落马前表情微妙

与从公开露面到落马的时间相比,高官落马前一段时间的心理活动,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2011年2月,繁忙的春运中,刘志军对西延线、西康线、襄渝线的主要行车设备、线路质量进行检查并检查陕西新延安站后,随即落马。

《民主与法制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刘志军被带走时,表情十分平静,没有过多言语,似乎已有心理准备。

作为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官员,李春城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2012年11月27~28日参加四川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并发言。知情人士介绍,此前的一次会议上,李春城念稿声音很小、有气无力,让与会者大感意外。该人士还称,那段时间,李春城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显得郁郁寡欢,不复昔日神采。

与刘志军、李春城不同,陈良宇看刘翔比赛的心情无法揣测。东方卫视新闻画面显示,刘翔逆转约翰逊夺冠后,陈良宇的脸侧转向镜头一侧微笑,举起双手鼓掌。1天后,他的仕途也被“逆转”。

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是薄熙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会议开始时及进行中,媒体抓拍到的薄熙来多张照片显示,主席台上的他神情落寞,面露倦容。不过,据《新京报》报道,在2012年3月9日的重庆代表团集体采访中,薄仍高调回应了“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等热点问题。

谈民主法治时,薄熙来说,民主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法治就是办事要有规矩。“包括上上下下的领导,都要有所遵循,有所约束,而不能肆意妄为。”

总结发言中,薄更提到“唱红打黑”:“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一名记者问薄熙来,为何3月8日的全体会议没见他参加。薄笑答,“我昨天,实事求是地讲,有点咳嗽,身体稍有不适,让大家关心了,猜测了,实在抱歉”。引来现场记者笑声。

还有些落马高官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颇具讽刺意味。

2010年4月10日,时为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主持了在德清召开的全省纪检监察调研工作会议。

据《浙江日报》报道,该会议强调,各级纪检机关要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钜性,深入研究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探索有效防治腐败的措施。而此时,距1998年春节王华元为他人谋利并收受款物771万余元的起始点,已过去12年。

2011年2月刘志军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一条几年前的通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访谈:从不回家过年》,被重发在中国广播网上。时值正月初十,重发此稿颇为应景。

访谈中,刘志军说,为了春运,自打进入铁路系统起,他再也没回家过春节。

现在,他恐怕再也没办法回家过年了。

艾冰,新华报业网 

朱令父亲有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前处长王补对案件分析的手稿

2013年05月15日 自由亚洲论坛

5月13日,“朱令案”代理律师李春光微博发布【受权发布朱令令监护人声明】:朱令令监护人对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同意由谢佑平、李肖霖、张青松、赵军、张颖、张捷、李海霞、张鹏、李春光等十人组成“朱令令案件律师团”,并进行相关授权。

传朱令父有办案警察临死前给的案件分析手稿

1994年清华大学才女朱令被人蓄意投毒,19年后再被海内外瞩目,越来越多知情人在网络爆料揭示内幕。近日,网络流传的一段视频节目中,朱令父亲在采访中提到,他有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前处长王补对案件分析的手稿,是王补临死前给他的。朱令父亲暂时不想公开。

据 “无锡经济”电视节目播报,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前处长王补曾经专门找到朱令的父母,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一、在1995 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二、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三、懂得铊盐毒性、 毒理;四、可接触到铊盐;五、有作案动机;六、有异常表现。

节目主持人说,此至近日,朱令父母坚持认为此案是蓄意投毒,而投毒的最大嫌疑人就是和女儿同宿舍的孙某,只是还没到公开的时间。

有民众分析,王补的材料不给领导而给朱令父亲,为什么?很显然,王补不信任其领导,为什么不信任?说明此案背后有干扰,他知道领导已不可能尽责,给了也没用。

对于为什么朱令的父母一直不不公开这份审稿,网民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因乘目前朱令案的热潮,马上公开此手稿。

另一种看法是,王处长的那份文稿是用来在法庭上指证凶手的,不是用来舆论声讨。若公布给媒体,没有什么意思,凶手可以诡辩,可以针对性制造伪证来脱罪,这易 如反掌,最后变成口水战不了了之。刑侦中是有罪推定,法庭上是无罪推定。所以在法庭上交锋必须要击中其要害,更不能事先把底牌都露出来。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公安那边”

目前,朱令家人已向公安申请信息公开。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认为,警方在之前的调查中,已经有了结果,但没有公开。其母朱明新也表示,最有力的证据,应该是在公安那边。

日前,网络上还流传北京警察当初证实孙投毒的间接证据:孙维在朱令发病前翻阅了大量的铊中毒的书籍。警察在审讯其之前,掌握了其借阅记录。有些没有借出,只是在图书馆翻阅,上面发现了孙的指纹。

爆料说,本来孙维还可以狡辩说是做实验需要了解背景资料,但审讯时,由于孙心虚,她开始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书籍,只是做实验用到,对中毒一无所知。 直到警察拿出证据,孙维一下傻眼了,然后吞吞吐吐交代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事情,直到其家人把其捞出。这些审讯记录里面都有, 但现在不敢公开, 上面有人不愿意再去挑起疮疤打破平衡。

江泽民才是干预此案的背后终极黑手

朱令案几经沉浮,在网络的推动下,19年后再现舆论关注高潮。朱令当年大学的同学,团支书等人都纷纷站出来发声。

薛钢在网络解释为何多年保持沉默:“这些年我没有站出来,我有我的苦衷,包括我们2班所有同学。我们经常会收到拿我们自己性命和家人性命以及工作等等相关的威胁!”

薛钢称背后水太深----就是高院和高检都没办法的,只有中央!

美国帮助朱令基金会负责人何清对媒体表示,这么简单的刑事案,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个罪犯家里有背景,能找着人,有实力的人就能挡住正义,这个简直是太荒唐。太不平了。主要是太不平了,大家为朱令家感到不平。

“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事,显然是孙家找的人阻挡了”。

有大陆媒体报导,嫌疑人孙维的家庭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关系匪浅。海内外诸多消息都纷纷指向,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才是干预此案的背后终极黑手。

藏人组织:中共内部文件播撒仇藏种子

据 “西藏之声”报道,海外藏人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共武警部队内部文件,该机构指文件内容向驻藏武警灌输仇藏思想,以使他们执行中共当局不人道的镇压藏人指令。

Chinese security officers patrol a square with the Potala Palace, the Dalai Lama's former residence, seen at the background in Lhasa,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Wednesday, March 26, 2008. The first group of foreign journalists allowed into Tibet since anti-government riots broke out has arrived in Lhasa on Wednesday. (AP Photo/Andy Wong)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总部位于挪威的"西藏之声"5月14日报道,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名为《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 册》的中共武警部队的内部文件,该文件为四川武警总队政治部于2008年10月印发,通过问答形式,"辅导"驻藏武警、特别是参与过镇压藏人行动的武警如 何"调整精神和心理状态”,以“提高维稳心理素质,圆满完成维稳任务。"

该手册有25个章节,章节题目用词激烈,如"如何面对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如何应付脑海中不时闪现的处置时的残忍情景?如何应对闹事分 子冲上来而不知所措的现象?"等。其中第十一条中内容为:"参与过处置阿坝县3.16、色达县,甘孜县3.18打砸抢烧事件的部分官兵,脑海中可能会出现 残忍的处置场面,甚至做噩梦、说梦话……";第十六条内容为:"有些同志一想到闹事分子用藏刀、砍刀、石头疯狂袭击的残忍场面,就胆战心惊,一看到穿"红 衣服"的僧侣就高度紧张……。"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就手册中提及的内容予以驳斥,认为这份手册显示中共当局对驻藏武警灌输仇恨思想,会使驻藏武警失去是非判断能力,以使武警顺利 执行当局镇压指令;手册中的内容也证实中共当局在"3.16"、"3.18"等一系列事件中对藏人的镇压,及向和平示威藏人开枪扫射的行为。该中心也强 调:"中共当局的错误治藏政策,不但伤害了藏人,同时也在那些为当局执行不人道指令的武警当中,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

Aus Anlass des 60-jährigen Jubiläums der Eingliederung Tibets in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durch die chinesische Armee wurden di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verschärft. Überall in Lhasa, Hauptstadt Tibets, ist zur Zeit Polizeipräsenz zu beoba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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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 von DW-Korrespondent Qin Ge, Juli 2011
2011年,解放军入藏60周年时,拉萨街头军警密布

藏人在武警心中已成为敌人?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2008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中指出,2008年发生在整个藏区的示威活动中,至少120名藏人被中共军警枪杀,超过6500名藏人被抓捕,190人被判刑,其中7人被判终身监禁,90人被判十年以上徒刑,另有多人失踪。

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向德国之声表示,2008年"3.14 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将藏区民众和平抗议活动宣传为暴力行动,加深了汉藏民族间的误解:"在拉萨的市民,只要是汉人和藏人发生冲突,如 果当局认为藏人是一个合法公民的话,就应该一碗水端平,可武警上来,不分青经皂白就直接逮捕藏人,镇压、逮捕,彼此间播撒下隔阂和恨的种子。"

洛桑尼玛还透露,正是在这样的灌输下,驻藏军警对藏人的镇压毫不留情,拉萨的八角街,顺时针转经的藏人总是迎头碰到逆时针执勤的军警,这些军警根本忘记了尊重藏族的宗教传统,因为藏人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戒备对象"甚至是"敌人"。

Cover einer internen Aufklärungsbroschüre der Polizei für die Sicherheitkräfte, die in Tibet eingesetzt werden. 
Wer hat das Bild gemacht/Fotograf?:Tsegyam
Wann wurde das Bild gemacht?:14.05.2013
Wo wurde das Bild aufgenommen?: Dharamsala, In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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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tung: grenzwertige Bildqualität! Nicht als Artikel- oder Karusselbild verwenden!*** 《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册》封面

"制造西藏分裂,地方官员、武警等分享维稳利益"

洛桑尼玛也指在中共当局对藏高压政策的大背景下,地方当局、武警部队等一方面执行中央指令,一方面制造西藏"分裂说"以分享维稳利益:"地方当局一向是在 制造隔阂,因为制造隔阂对他们来说有利益,西藏的不稳定,或藏人进行抗争对他们来说,既可以取得功名,又可以获得维稳利益。我以前在藏区时就知道地方官 员、武警、军警,他们要取得成绩的话,就是要西藏有不稳定的因素。"

洛桑尼玛认为透过这样的事件,希望汉族民众或其他公众能够了解,藏族民众希望在自己的家园上保有完整的文化、宗教传统,真正的分裂是由当局在炮制,就像文革炮制的仇恨一样。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来源:DW

曝光:薄熙来“2014政变计划”

   薄政变功亏一篑 太子党叛乱还会发生吗?
 
   2013-05-08 枫苑梦客
 
   德孤博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越南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没有邓小平。他的观点引起关注,也让我思考良久。但我不解的是,邓小平一个人能有那么大能量吗?如果一个党、一个民族都倾向于改革,邓小平等阻挡得了吗?
 
   越南的改革的确是步中国后尘,起步较晚,但后来者居上,因为越南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同步进行,因此避免了中国改革出现 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权力腐败问题。越南已经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在中国还停留在论证阶段。中国一些地方1980年就试点直选人大代表,直到现在还没有 实现。而越南一开始就实行人大代表直选,政府官员不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从2007年开始,越南已经逐渐开放了党禁、报禁,而目前正着手修宪,改国名,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国”。这的确是动摇国本的改革,但又是必须进行的改革。如此改革后的越南既不会亡党,也不会亡国。
 
   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了,由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造成了大量社会不公问题,老百姓没有从改革中受益,反而受害。当局多 年来依靠暴力维稳,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怨气得不到释放,以至于越维稳越不稳,形成恶性循环,维稳经费飙升,超过军费,中国成了典型的警察国家。
 
   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中断,邓小平当然有责任,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一帮保守派极左元老都应该负责。这些人眼光狭隘,思想保守,六四的发生促使他 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下一代手里,保证他们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他们眼中,党的利益超越国家民族利益,中国不是 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私有产业。
 
   目前的中共内部派系林立,有人以“三派一群”来概括之,相当准确。三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邓派”;一群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保守派”就是传统“毛左派”,这帮人政治上坚持中共一党独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回避“毛时代”的人为灾难,竭力美化毛的统治,坚决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自由派就是传统右派,这些人赞同普世价值,认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主张采取市场经济政策。
 
   “邓派”又称“实用主义派”,这一派政治上坚持一党独裁,但经济上赞成“市场经济”,其显着特点是“开左灯、向又转”。他们兼具“左”、“右”两面特色,“左”的一面就是“四个坚持”,“右”的一面则是“坚持改革开放”。
 
   “既得利益集团”是随着中国一条腿改革开放产生的一个庞大的人群。这帮人唯利是图,忽左忽右,企图左右逢源。他们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坚持“左”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坚持“右”是为了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邓派”是与“自由派”联合的,但在八九六四后有一段为时三年的左倾回潮时期。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保守派气焰 渐趋低落,但仍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六四的发生给左派以口实,迫使“邓派”确立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政策,造成贪腐严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 巨大,环境日益恶化,民怨沸腾等社会问题。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各派纷纷开出自己的药方。自由派主张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法制轨道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左派则坚持回到一大二公的毛泽东时代,重祭阶级斗争法宝。
 
   和右派坐而论道不同的是,左派已经开始筹划并付诸行动。薄熙来不仅大张旗鼓“唱红打黑”,推出“重庆模式”,而且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最近读到薄熙来等人策划的名为“二零一四工程预案”的政变计划,非常震惊。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计划的信息,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王立军逃进美 领事馆时带进去的那一份。除正文外,还附有作战计划书、地图、 物资储备清单、武器装备清单、各种会议纪要、若干委任状、命令书、口令等,是一个完整的政变计划书。

   该计划于2011年6月1日成文。共分七大部分,分别是:一、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二、基本态势;三、初级目标;四、措施;五、危机应付;六、武装起义预案;七、口号与纪律。
 
   当年林立果等策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誉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该纪要不仅对文革之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发动这场浩劫的罪魁 祸首毛泽东及江青、张春桥等,指斥毛泽东为“当代秦始皇”。薄熙来等人制定的这个政变计划似乎是模仿“五七一工程纪要”,也称“工程”,但和前者不同的 是,其政变的目的不是要解民于倒悬,而是要把中国拉向后退,重回文革,重走历史证明走不通的老路。
 
   在“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中,政变策划者认为,九二年邓南巡后,中国急剧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九七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 更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改造成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党。二零零二年胡温上台后,对外妥协,奉行出卖国家利益取悦资本主义的卖国政策,对内软弱,贯彻纵 容鼓励右派翻天,污蔑党的历史和领袖,丑化党的形象,为全面西化大开绿灯。他们认为, 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变颜色,作为革命家的后代,他们必须高举自己的旗帜,拥戴自己的领袖,捍卫党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 这个旗帜就是毛泽东的旗帜,这个领袖就是薄熙来。
 
   在“措施”部分,政变策划者透露了自己的杀人计划。在薄熙来十八大上台后,要在全国开展肃贪以及打黑唱红活动,在今后十年内,要杀掉五十万贪官污 吏,打掉一百万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将他们开除出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关押二百万与“黑社会”有联系的人物。该计划特别提到温家宝,指出他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凶恶敌人”,因此,必须对他采取坚决措施,打死这只“大老虎”。
 
   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
 
   一、严厉肃贪,对贪污贿赂罪,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一律判处死刑,不得缓刑。
 
   二、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将私有企业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外资企业可以同意其撤资离开中国,触犯了法律的外资企业,投资一律没收。外资管理人员及股东,履行法律手续驱逐出境。
 
   三、严厉打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带路党”,该计划点名的有在押的刘晓波、高智晟,大学教授、专家有江平、贺卫方,体制内办杂志的有杜导 正、吴思,开研究所的茅于轼、刘军宁等。他们认为,自由化骨干分子大概有五千多人,有重大影响并且犯下严重罪行的有二百多人。对这些人,在局势恶化之前, 要将他们全部逮捕、判刑、关押或者流放,对其中的二百名影响特别巨大、罪行特别严重、气焰特别嚣张的人,要判处死刑,以绝后患。绝不能让他们中产生瓦文 萨、哈维尔式的人物,“来掘我们的坟墓”。
 
   军事准备工作包括:任命王立军为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组建特种部队-闪电突击队;组建三十个民兵师。朱和平将军认为训练经费需要三十个亿,薄熙来立即 批准了五十个亿,并要求,争取十八大之前组建民兵预备役师,形成战斗力,军事培训方面,可以请求十四军、十三军和成都军区支援。
 
   四、战略后备力量。该计划认为,从1958年之1978年,中央在四川地区投资两千零五十三亿,建成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重庆的第二武装比 1976年江青、张春桥控制的上海更强大。在“武装起义预案”部分,该计划认为,“薄熙来同志在军中有了一批有力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沈阳军区刘亚红 司令员、北京二炮部队张海洋政委,成都军区周小舟司令员,驻扎在重庆的第三集团军许勇军长等。在总后,还有前国家主席的儿子刘源上将。”
 
   该计划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民意,赢得民心,通过舆论杀开一条血路,让薄熙来同志进入中共最高层;第二套方案就是一旦行动受 挫,同江、胡、习三派的矛盾白热化,那就不惜跟他们翻脸,在西南首举义帜,大兴刀兵,争取沈阳、北京军区和二炮部队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作壁上观,则其它各路 诸侯将没有人甘心给行将就木的江、即将下台的胡和扶不起阿斗的习出力死战,跟自己作对,中国势必形成联省自治的局面。”
 
   计划还为参与政变的将领刘亚红、张海洋、周小舟、许勇预备了很好的海外生活条件,让他们免去后顾之忧。一旦薄熙来上位失败,立即举行起义,迅速号召 所有参加起义人员前往重庆集结;命令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思迅速集结第十三、十四集团军各部,完成起义动员工作。命令二炮部队将核弹头瞄准中南 海,作为战略预备,一旦胡锦涛等人负隅顽抗,立即启动斩首行动。
 
   这个杀气腾腾的政变计划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流产了,胡温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谁能想到,表面上歌舞升平,似乎风景这边独好,暗地里,中共内斗、 相互恶杀已经升级为武装叛乱,中国差一点又要经历血雨腥风了。令人担忧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遍布党政军的太子党像薄熙来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吃狼奶长 大的还有多少?薄熙来一案久拖不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最近,毛左分子异常嚣张,围攻八十多岁老人茅于轼,绝非偶然。
 
   有人预测, 中共十八大之后,军人集团将崛起,若不对他们加以遏制,将会出现一个军人干政的时期,中国将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看来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据报道,朱毛后 代重上井冈山,太子党集会大唱红歌。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太子党又要开始折腾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太子党要把中国带向何处去。

疯狂的银杏树(郑义)

许多事情本来跟政治无关,比如说植树,选择哪一个树种,本不应政治化的。但是在重庆,银杏树就成了一个奇妙的政治隐喻。近来,网上出现一篇赞美银杏树的帖子:“如今重庆尽管树叶还没长完全,到处都是枝叶茂盛的银杏树,香樟,形成成片的翠绿,赏心悦目……因为前几年的大规模植树,重庆享受着今天的绿色”,文章最后大赞“深林重庆,深入人心!”此帖一出,很快获得热捧,有跟帖说:“银杏树在重庆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情结。”还有跟帖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最终道出了广大重庆网民的心声。”

——这都是重庆人的“黑话”。字面上谈论的是银杏树,背后在怀念权倾一时的“西南王”薄熙来。去年春,薄熙来被软禁,从耀眼夺目的政治聚光灯前消失了。又一个春天到来,那些怀念“唱红打黑”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重庆人,看见银杏树,就联想起他们的革命领头人薄熙来。因为薄熙来主政重庆,除了“唱红打黑”,还耗费巨资,疯狂种植了两千多万棵银杏树。薄熙来喜欢银杏、香樟,所以在这个季节,连树叶都未长全,就在他的追随者眼裡“形成成片的翠绿,赏心悦目”,“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情结”。对于这些已经自觉形单影只的极左残馀,我是一点也不同情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唱红打黑”中的疯狂,还因为他们强行种植银杏树的疯狂。

薄熙来说重庆要种优良树种,比如银杏、香樟、水杉。于是,重庆就掀起疯狂的银杏热,把已经长成的行道树、绿化树毁掉,换种薄书记的最爱。重庆市政府把城市绿化纳入各区县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也就是说,能否在银杏种植中表达出高度的热情,将决定每一位官员的仕途。而且,银杏树极贵,每棵少则一两万,多则数十万,大有油水。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来长得枝繁叶茂的小叶榕、天竺桂挖去,换栽上11棵银杏、香樟。据一位现场施工人员称,这11棵移栽的大树总价250万。从老百姓兜裡挖钱来买薄书记喜欢,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的是最适合重庆土质和气候,在重庆生长了千年万年的那些优秀树种,比如黄桷树,树型高大优美,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应能力超强。它不仅是原生的优势树种,而且成了重庆一些街道、山口和渡口的地名、从而进入了文化和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1986年,重庆百姓和官方把黄桷树定为市树,薄书记一来,要树立自己的权势,黄桷树就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薄熙来的铁血统治下,仍然有不少的人起来质疑、抗议,特别是在网上,说骂声四起毫不夸张。反对派们提出,重庆并不适合种植银杏,生长周期长,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北方疏松深厚的砂型土壤比较适合它。重庆夏天热,是着名的“火炉”,黄桷树长得快,生命力强,叶片宽阔,树冠大,遮荫效果好,黄桷树的林荫道深受百姓喜爱,而且黄桷树四季长青,不会像银杏树那样在冬天光秃秃的。

但是,指望着薄书记升官发财的人根本不予理会,装载着银杏树的大型卡车照样成群结队地驶入重庆。重庆对银杏树的需求就像是一个无底洞,远至江苏、广西、山东的价格都被重庆抬高,甚至抬高了五六倍。也许可以这麽说: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树种激起过近似银杏树的疯狂。

令人不胜感叹的是:这种因薄熙来而一哄而起的疯狂,也因薄熙来一哄而散。薄熙来下课是在2012年3月,就是在这个3月,也许前后最多只差了几分几秒,银杏树的疯狂即刻在重庆落幕。

寄语重庆家乡人:种活了的银杏树就不要再毁掉了。银杏树没有疯狂,那纯是人类的疯狂。

2013年5月14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習近平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是否誤讀了歷史?

《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習近平欲加強共產黨正統性
  
   2013年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落幕後,中國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已大功告成,但這不意味著終點,反而是新國家主席習近平諸多挑戰的起點,包含保持經濟增長、 打擊腐敗、處理汙染以及維護食品安全等。至於什麼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路徑,國內外媒體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些認為習近平應放鬆政治控制來配合經濟改 革,有些則強調唯有共產黨權力先行鞏固,政治家眼中才看得見改革二字。

    根據習近平對蘇聯歷史及其1991年倒台的理解,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理事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德文·斯圖爾特(Devin Stewart)於《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寫道,習似乎更傾向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換句話說,他將不會是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名改革者。“為什麼蘇共崩潰了?” 南巡期間習近平在一次私下講話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發生動搖,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而且近來習近平反覆提及的“中國夢”,也讓斯圖爾特覺得帶有諷刺意味,共產黨向來抗拒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認為那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干擾,因此若要追求中國夢,習近平建議從壯大解放軍開始,強軍夢等於中國夢。

http://www.qstheory.cn/tbzt/tbzt_2013/2013lh/ywyllh/201303/W020130317400644305270.jpg

 習近平一上任就提出“中國夢”。

    如此一來,“北京領導人是否誤讀歷史?”成為斯圖爾特想追究之事。蘇聯瓦解後有諸多研究問世,一派主流意見認為蘇共之所以倒台,並非是自身信念動搖了,而 是它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與習近平看法剛好相反。根據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的說法,當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蘇聯時,他深深明白黨是一大阻礙,因此為了國家進步,他不得不先將蘇共移出權力。對戈爾巴喬夫而言,國家利 益始終在黨的利益之上,他是第一位敢這麼做的總書記,也是唯一一位。

   其次,習近平思考模式中的另一謬誤是:沒有任何歷史類比是完美的,但如果他想從歷史吸取教訓,得先弄清楚今日中國面臨的困境,是像1980年代的蘇聯(經 濟已停滯)還是1960年代的蘇聯(經濟仍在增長)。斯圖爾特認為,習近平肯定將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一種警世故事,中共要避免崩潰,就該防 止蘇聯式錯誤重現──偏離共產主義原則與放鬆獨裁統治。

    另一個可能的解讀為:蘇聯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試圖改革,而是時間太晚,等到經濟停滯時再這麼做已太遲。關於這方面,斯圖爾特說,中國可參考的對象並非很多 人建議又小又獨裁的新加坡,而是韓國。韓國於1980年代通過民主化擺脫軍事獨裁統治,隨即以出口導向政策使其經濟快速增長。

   創新性=開放政治=自由

    短期來看中國的策略很明顯:保持政治穩定。但斯圖爾特提醒,領導人將面對的兩難,在於若太過著重眼前穩定,最後很可能弄巧成拙,過與不及都會讓自己自食惡 果。拿谷歌來說,當它決定退出中國時不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作為世界上最活躍、最熱衷於過濾網絡信息的國家,中國有創新能力嗎?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和賈里德·科恩(Jared Cohen)的新書《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es)便討論了這個話題。

    於是,斯圖爾特指出,假使中國要成為更具創新性、領先世界的經濟體,開放政治是勢在必行的,但副作用將會帶來不穩定,如政治分析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2006年的著作《J曲線》(The J Curve)提到,習近平奮鬥多年才爬到黨內第一人的地位,要是他對於政治生存更感興趣的話,那麼選擇“穩定”而犧牲國家經濟活力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的封閉體制雖然保證穩定,然而卻令一些事情變得更混亂,如打擊腐敗、促進創新和創業精神、保障工人權益以及環保等。以腐敗為例,無數針對貪汙的抱怨甚 囂塵上,習近平也清楚意識到公眾對貪官汙吏的惱怒,因此反腐霎時間雷厲風行,官員恪守簡樸政策(儘管不少黨員是億萬富翁),但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自由開放 的新聞環境和信息流通渠道,再多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更遑論貪汙阻礙經濟發展。

    相同的標準同樣適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和環境水平,在缺少強健、自由的公民社會的前提之下,國家有能力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嗎?再者,社會不開放加上教育系統的思 想交流受侷限,中國是否能成功轉型為側重創新研發的經濟體?抑或是獨裁統治到頭來導致最優秀的人才和企業離開,並把國家推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後者發 生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顯示僵化的政治制度終將步向滅亡,全新能迎接挑戰的領導人於焉誕生。

    影星成龍曾說:“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太自由只會讓人民變得“為所欲為”跟“亂”,不過斯圖爾特提醒,台灣和其他民主的華人社會創造的繁榮不容忽視, 相較之下,“被管得緊緊”的中國既貧窮又腐敗,若中國政府追求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乾淨社會,他們必須認真衡量保持穩定和釋放權力間的利弊。


   韌性威權恐已來到臨界點?

   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一群人恐怕不在商界也不在學界,而是被審查緊箍咒牢牢綁住的網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對於中國超過5億的互聯網用戶而言,2013年3月的最大衝擊不是兩會,也不是新國家主席出爐(其結果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而 是突如其來、不按照計劃出現在河裡到處漂流的死豬屍體,這為中國汙染醜聞再添一筆。儘管經濟在30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河面上腐爛的豬屍彷彿預示著共產黨腐爛的未來。

    《經濟學人》引用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說法稱:“目前存在一個強烈共識,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採用的韌性威權已來到臨界點。”研究中共政治體制的眾多學派裡,“韌性 威權”是一前衛概念,即使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生已久,但中共不僅依然掌權,還培養出更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更自信的領導班底,與政治理論家的傳統觀 念相左,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缺乏法治、權力分立以及可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核心必然脆弱無比。中共展現的自我調整能力包含:一、日益規範化的政治繼承;二、選 賢拔能;三、政治專業化;四、廣設政治參與制度,從而成為韌性威權之典範。(《明鏡月刊》39 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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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特殊监狱”和神秘的“数据库”

文/宋静

 

在经历了诡异的“体检”后,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编入了一个“数据库”。从后来曝光的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实看,这会不会就是活摘数据库?图为描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的艺术作品——〈活摘器官的罪恶〉。(大纪元资料库)

【大纪元2013年05月17日讯】二零零一年,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在那里,我经历了一系列诡异的体检、照 相和恶警的“送大西北”的威胁。也许是因为我的家人不懈营救和我个人的坚决不配合,才使我逃离了某个不可想像的灾难。

“终生监禁”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炼功。被警察抓后,移交给山东烟台驻京 办,关在那里,因为我的户口从迫害后就被注销了,那个看管我的警察四处打电话问怎么办?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上面最新指示,你们 这批人全部送大西北,终生监禁。”我向他讲真相,交谈的还不错。后来他把我放了。

恐怖体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四 日,我被警察绑架,送到位于山东淄博周村区王村镇的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俗称“王村劳教所”),中途经过劳教所医院(八三医院),警察把我抬进去要体检。 这个体检并不做什么常规的查身高体重、血压之类的,只有两项,一个是抽血,然后是查内脏,按在床上做B超。我拒绝抽血,那男医生阴着脸说:“你不配合,就 用大粗针管使劲抽!”我拚命反抗,最后没有抽成。

进了劳教所后,我抵制迫害绝食绝水七、八天时,警察说我入所时检查身体有些病征,就哄我再 去查一次,我以为这次真的是查体了,就让他们抽了血。结果出来后,她们拿着化验单在看,好像很满意,我要看化验单,她们说:“这和你没关系。”后来听警察 说,这是进劳教所之前必须要做的“检查”。

“特殊监狱”

二零零一年冬天,我一直在经受折磨,有一天,恶警头目 陈素萍说:“你长时间不睡觉,又这么折腾,脸色还红扑扑的。”她又说:“你是不是很讨厌这些人(指邪悟的人)围着你呀?”“我把你送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 好不好,那里就没有人再给你做工作了。”我说:“不再被人做‘转化工作了’当然好啊,那是什么地方?”她大笑说:“你真天真,你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你 就在那儿自生自灭吧。”“上面已经说了,你们这些人不转化就终生监禁。”我说:“进监狱也得符合条件吧,你按哪一条法律能够得上给我定罪?”她说:“这个 监狱不用审判,也不用那些程序,送去就行。”

后来,恶警李茜又一次给我说起这事,说到这个没有人、永远回不来、不需要任何审判程序的“特殊监狱”,大意和上面差不多。那个期间,陈素萍多次在走廊里大喊,“不转化,给你们统统送大西北。”

同监舍里一个邪悟者姓高(曾经修炼过法轮功,后被中共洗脑“转化”,放弃修炼。),山东潍坊人,她常去恶警办公室,帮忙干点活。有一次,她悄悄对我说:“你小心一点,她们在整理你的材料,好像要把你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

“上面有指标”

二零零二年八月,恶警陈素萍去北京参加司法部的所谓“培训”。回来后,一次她到单独关押我的地下室里,她说到要把我送走,她说现在上面有指标,要找我这种“年轻的,有文化的” ,送到大西北去,她要完成指标。

几天后,她又来到折磨我的地方,她说:“我想了一想,如果真把你送走了,你家人肯定和我没完,我还是别把你送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她对我说起“关大西北”或者“特殊监狱”这个事。

那时候,我的家人付出了许多努力营救我,每个月都去探望我,每次都被恶警拒绝探视,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每个月都来,还给那些恶警们写了一些信。

诡异编号

二零零二年冬天,有一天,劳教所突然把所有人集合起来到一栋楼里去,说有重要的事,却不说去做什么。

一 进走廊,看到一些外面来的警察,那些男男女女看上去很诡异,互相之间连个招呼都不打(通常那些恶警在一起喜欢打情骂俏),整个气氛非常阴沉。像是有什么大 事要发生。恶警核对姓名和身份后,就让我们每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照相,在胸前的地方放一个长条型的号码牌,每上去一个人就自动换一个号码。

然 后又到第二个房间去,每个人都要按手印,在一张空白的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纸上,左右手都按,我感到不好,不想按,那个男恶警就抓住我的手往下按,然后整个手 掌都按。我努力挣脱他。那个男恶警抬起头看着那个带我来的女恶警,简短的说了三个字“不配合”。那个女警立即单独把我带出了那栋楼,送回了监舍。

过 了一些时间,同监舍的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回来了,大家都感到了诡异的气氛,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莫名的害怕,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其中一个姓魏的 女学员(胜利油田的),浑身止不住的发抖,她悄悄对我说:“这像是在挑什么人,可千万别挑到我。”我也没问她我走后还进行了什么程序。事后好几天,她都很 害怕。

因为人心惶惶,后来恶警们不得不解释,说是济南来的警察,要做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是干什么用的?从后来曝光的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实看,这会不会就是活摘数据库?

——转自明慧网,原文标题《调查线索:我险些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

关于黄金的事情再说两句吧


近日来黄金又开始下跌,尤其是昨天的夜盘再破1400整数关口,难免大家都很关心。

黄金这玩意说简单其实真心不难,说它复杂吧,也确实让中国人基本无法理解。行道里的有些事情不便轻易公之于众,虽然哥已退出江湖十多年了,还是不能坏了圈子里的守密规矩,毕竟那是职业人等吃饭的家伙。

不过,有些事情我可以提醒大家,免得稀里糊涂地吃了亏。

干投机的有五种常规做法:

A、价值投资法,就是巴菲特倡导的思路。
B、大周期投机法,也就是所谓的“逃顶抄底”法。
C、小周期投机法,即所谓的波浪理论。
D、趋势投机法。
E、追涨杀跌法。

哥只能告诉大家,真正的职业客都是玩的第四种,其它四种办法全都不适合保证金制度下的国际黄金投机。

经 坛从去年以来出现了很多关于贵金属交易的帖子,尤其喊单拉单的忒多。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些所谓机构或高手远不够专业,基本都是中国菜鸟;只有偶尔浮现 一二明白些门道的人,而且这些高手是不喊单拉单的,一般是给大家解释下行情,言谈中透露些实质性的内容。话仅止于此,聪明人自己当心里有数。

为什么跌,这里给大家上张5分钟图,看了或许有些人会明白。基本面我就不再啰嗦解释了。



买实金被套住的大妈们怎么办?这个哥多说两句。

你们买金短期看是错了,长期看不吃亏。金价是国际市场决定的,中国因素在其中无足轻重。而国内其它东西的价格是内部决定的,包括人民币的美元汇率。人民 币国内购买力日渐低下,当前的对外币值却节节高看,这个很不正常。简单来说,国外市场上1克金子大致可以买10--20个西瓜,而我们现在大城市里面的西瓜4--5个就值1克黄金。这就是价格倒挂,或者叫价值洼地。不正常的东西持久能力有限,你们就当自己是巴菲特吧,从长线看是在做价值投资。

不过,要注意2点。首先,今后别再看到隔壁王妈李婶买了个金项链后向你说事了就不忿也去买金饰,攀比很无聊的。话说上层社会人帮人,中流社会人比人,底层社会人踩人。大家要人往高处走嘛!其次,千万别追风买到了假金,再便宜它都是假的。最后,金价香港和内地不同,你在同一个商场都会发现不同的柜台金价有挺大的差异,这里面是有门道的。银行的金条、金块,哥懒得说它了。还有个常识,一般而言20K一下金无投资价值,虽然K金加工得更漂亮,您只能当首饰;要是准备压箱底传给后人,一定要买千足金或九九金,切记切记O(∩_∩)O!

来源:天涯长安射天郎

韩媒称朝鲜闹粮荒 军队开仓放粮每户15公斤玉米

文章来源:
国际在线专稿:据韩国《东亚日报》5月17日报道,多名对朝消息人士16日证实,因粮食形势十分严峻,朝鲜日前打开了军队粮仓解燃眉之急。报道称,朝鲜不惜打开“粮食的最后堡垒”,足见朝鲜“粮荒”的严重程度。
多名对朝消息人士16日透露,由于出现粮食短缺,朝鲜已于今年3月份起打开军队粮仓,并发放给民众。据报道,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民众称,3月初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分配到了15公斤的玉米。报道还称,“军粮大开”的情形近期已经蔓延到了平壤等主要城市。
另据韩联社5月16日报道,对朝援助团体“蓝树”对朝事业本部长申永顺5月初访问了朝鲜。申永顺15日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因外国中断对朝提供无偿粮食援助,目前,朝鲜粮食形势十分严峻。不过,朝方认为,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勒紧腰带就行”,不惧怕外界制裁。

美五角大楼跟踪中国探空火箭 高达1万KM世界罕见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谌庄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5日称,中国13日向太空发射了一枚火箭,但并没有向轨道投送任何物体,火箭上携带的物体在印度洋上 空重新进入大气层。路透社16日引述五角大楼不具名官员的话称,美国认为,中国13日发射的“高空探空火箭”实际上是首次卫星拦截系统测试,这枚火箭未来 可以用来搭载反卫星武器,摧毁目标轨道上的任何卫星。对此猜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6日表示,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 赛。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称,中国13日发射的火箭高度达到1万公里,创造了全世界1976年以来发射火箭进入地球亚轨道的高度之最。
五角大楼发言人马托施15日称:“我们跟踪到了中国火箭在发射过程中携带的多个物体,但没有观察到任何物体进入轨道。可以说,太空中没有留下与这次发射有 关的任何物体。”14日,中科院网站发布消息称,5月13日21时左右,中国科学家成功进行了高空科学探测试验。本次试验利用高空探空火箭,通过多种科学 探测有效载荷,对电离层、近地空间的高能粒子和磁场强度与结构进行了原位探测。路透社16日称,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称,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这枚 火箭今后可用来将反卫星载荷送入相似轨道,“我们认为这枚火箭携带的是一枚陆基导弹,这是中国首次测试拦截装置,这种装置可以追踪轨道上的卫星,并将其摧 毁”。报道称,五角大楼和该官员都没有透露中国火箭上携带的“科学探测有效载荷”的细节。
但美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读。路透社报道称,哈佛大学史密松天体物理学中心学者乔森纳麦克道尔分析说,中国发射的火箭将来有可能在类似轨道装载反卫星装 置,但没有证据显示13日的发射是在测试这种能力。麦克道尔称,中国这次发射的火箭与美国空军上世纪60年代为了研究地球磁气圈而发射的火箭相似。他同时 强调,绝大多数亚轨道发射的高度都在1500公里左右,虽然中国发射过包括“嫦娥”探月卫星在内的轨道飞行器,但中国以往的导弹测试中,高度都不超过 2000公里。中国此次发射的火箭达到了1万公里高度,此前超过1万公里的地球亚轨道发射都是由美国完成的,美国航天局1976年将一枚原子钟发射到距地 面10280公里的轨道。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中国火箭发射明显是科学目的”,美国“太空”网站15日发文称,中国2007年和2010年曾两次进行反卫星实验,这项技术对美国卫 星安全威胁巨大,因此中国在反卫星能力方面的任何进展都被美国等国严密监视。“这种监测,再加上关于13日发射的种种细节,让专家对中国进行反卫星实验的 说法提出质疑”,文章引述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和全球安全项目博士后研究员古伯鲁德的话说,“在美国严密的监视下,中国想用一大堆科学仪器掩饰反卫星测试技术 非常愚蠢,这不可行,也不是测试一种新武器的正确方法。如果中国想测试摧毁卫星,应当进行低轨道的‘导弹防御’试验,根本没有理由进行如此高度的发射,除 非是为了测试系统的完整性”。
路透社称,美国一直对中国太空能力的发展心存忧虑。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15日拒绝对这次火箭发射进行评论,但表示中国很明显正在太空展现 “更具进攻性的姿态”,“任何时候当你看到一个民族国家在太空展现更富进攻性的姿态时,都非常令人关注”。报道称,在中国此次发射之前不到一周,美国国防 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呼吁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卫星,发展遏制太空潜在敌手的能力,并表示这种努力已经来得太迟了。上周,美国国防部还发布了一份83页的中国 军力发展报告,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太空能力表示关注,称中国正在开展阻止敌人在危机中使用太空设备的多种行动。

泛华网披露:菲律宾报告公然撒谎

相关新闻:泛华网喊话:请求中国政府向台湾政府看齐,立刻制裁菲律宾

【泛华网讯】菲律宾公布就射杀台湾渔民的调查报告,报道称台渔船冲撞才射击,躲渔船像惊悚片。泛华网了解到这个说法是公然说谎,台湾渔船不仅远远小于菲律宾公务船,而且同一天另一艘台湾渔船也报告说受到菲律宾公务船的追赶。下面是中国台湾网5月13日的消息:



据报道,菲律宾公务船5月9日攻击屏东渔船广大兴28号,当时还打算追击另一台湾渔船明正福12号,所幸明正福12号跑得快未遇险。

报道说,广大兴28号9日在台菲经济重迭海域被菲律宾公务船以机关枪扫射,造成渔民洪石成死亡,与广大兴28号在同一海域作业的琉球籍渔船明正福12号也被菲船追赶了3个半小时。

明正福12号船长的儿子李品佑说,他看到菲律宾船舰后,并没有注意到广大兴28号被开枪,只看到广大兴28号一直打转,后来菲律宾船舰竟转向直逼明正福12号。

李品佑说,菲船一直逼近,他和外劳都吓死了,赶快躲到船舱,菲船竟一直追,从上午10时30分追到下午2时。

船长李清明也指出,菲船实在很恶质,他说,当时,他们就一直逃,“逃啊,不逃命就跟广大兴28号一样”。

李清明说,他讨海30多年,从没遇过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恶质,怎么可以朝我们开枪”。

泛华网报道。

中国的“左”派本质是专制的拥护者

万沐

中国的“左”派,与世界语境中的“左”派有本质的不同。世界语境中的“左”派是中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社会福利制度。而中国的“左”派更多是现行政权的维护者或者毛泽东专制路线的支持者。

毛泽东时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类似南非种族制式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和集中营式的人民公社制度,被饿死、被斗死几千万人;而现在中国基本事实掠夺式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权力介入市场,中国的国有资产大量被私有化、外国化,弱势群体彻底被社会边缘化。号称“左”派者却将毛泽东奉为救世神明,对受尽剥夺的社会下层民众视而不见,却以拥护毛泽东的路线为能事,以反对民主、人权为主张,即使偶尔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矫情,是为了将权贵资本主义与普世价值绑在一起,而对普世价值进行围剿而作的一种铺垫,正如胡锦涛今年四月十三日在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的那样,既得利益集团怕自己的特殊权利和利益受损,所以才攻击主张普世价值的高层领导人。而且“左”派形成了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央到地方,老既得利益者和新既得利益者相互联合相互呼应的局面。不信大家看看,以薄熙来家族为代表的中共高官中的“左”派集团,有谁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者;海外那些“左”派们,不是在国内大肆掘金的爱国侨领,就是裸官们在海外的妻儿;而 “三种人”这种文革中的的权贵们目前也不甘寂寞,借着“毛泽东热”还魂;许多严重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头头们,为寻求保护神,也纷纷崇毛、尊毛。

近一两年来,全国“左”派们在重庆红色文化的感召下又在各地自娱自乐。批判着可能根本就搞不懂的西方价值,以图证明自己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在当今中国是一种包赢不输的政治正确,由此可见“左”派们不仅用心险恶,而且还十分的机会主义,有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意味!

当然也有一大部分“左派”,是根植于几十年来红色文化中的所谓老干部、老战士、老工人,他们是中国红色政权的保卫者、建设者,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政权统治的需要,他们获得了一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他们信奉的共产主义越来越杳如黄鹤,个人的愿望无法水涨船高,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失落感,于是便以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社会公平”、“物价稳定”,大发自己主人翁地位沦落不偶的感叹对当今不公不义的愤愤不平!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过上虽然清贫但相对公平的生活。其实,他们不明白,过去根本回不去,过去也远非公平,请问,你一家人的的几十元钱的工资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几百万元的稿费比什么公平?你一家人挤在干打垒房子里和他老人家六十多处煌煌行宫相比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应该清醒地看到,毛泽东那一套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只有通过深入的改革,实行宪政民主,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司法独立,建立公民社会,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普遍的社会公平公正,也许这批老人家等不到这样的社会了,但你们子孙的幸福尊严只有靠这样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保证!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没有经过文革,却对那个时代想入非非的年轻人,这些人未必有真实的信仰,但却有很多浪漫的幻想,总想着爬雪山、过草地,总想着去“砸碎万恶的旧世界”总想着去解放全人类,用电影里、网络上得来的一知半解,或者在校园里标新立异地穿上红卫兵服装哗众取宠,或者聚啸网络,“引导舆论”。这些人善用新媒体,会翻墙,常常是白天东半球,晚上西半球,迎着太阳,披着星星,戴着月亮,搅得周天寒彻,暴力话语、红色意境在网站上随处可见。其实,你们倒不如利用自身的优势好好了解一下各种信息,重新定位自己的思维。

实际上当今中国,反倒是所谓的“右”派在为下层老百姓呼吁。依我看,这些人其实一点也不右,从西方的视觉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左派。他们主张放开户籍制度、主张废除政治特权,主张老百姓有选举权、有言论自由、有监督官员的权力,呼吁保护老百姓的公民权力,主张人人平等、发展机会均等—–,这不正是在履行着西方左派学者的职责吗?所不同的是,他们承担了更多的牺牲。从五七年的右派,到当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由于为社会正义、为普罗大众的权利而与专制权力对抗,许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请想想,他们所追求的一种多么美好的理想啊!一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实行、在中华民国也健康运行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吗?当然,人们可以找出这种社会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绝对不是制度性的问题!

其实中国的“左”派并不“左”,而是专制主义的拥护者和打手或者本身就是专制主义者,而中国的“右”派也并不“右”,很多就是西方概念里的左派,不知为何连这两个字的定义也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

泛华网专题:令父亲详述怀疑凶手证据:有办案刑警分析手稿



【泛华网讯】2013年5月7日,在无锡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观点制胜》节目对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进行了采访。吴承之告诉记者,王补把“他的手稿他的案件分析全部给我们留下了,他没给他领导留”。

显然,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处长王补在死前违反了纪律。据朱令父亲说,根据在王补过世前给他的其对凶手的分析和资料,吴承之“很明显知道谁是凶手”。但是,吴承之说暂时不希望公开此份材料。

几天之后,这期《观点制胜》的视频在国内网站上被删除。



泛华网报道。

鲍彤:七不讲就是废宪废共和

据说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是主旋律对高校教师的指示,指示他们对学生不得讲:(一)普世价值,(二)新闻自由,(三)公民社会,(四)公民权利,(五)党的历史错误,(六)权贵资产阶级,(七)司法独立。

这是传言。主旋律不证实,也不否认。我不知道高校教师该怎么办: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我也不知道学生该什么办:去出卖七个讲的教师,还是更加支持和严密掩护七个讲的教师。

我要求主旋律澄清事实: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如 果没有此事,主旋律理应出安民布告,让全体大学生放心,新领导无意实行愚民政策;让全体高校教师放心,新领导尊重并且保障科学和民主——非但不搞七个不准 讲,而且支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学术无禁区,探索无恐惧,交流无障碍。果能如此,国人世人一定会人同此心,额手称庆!

如果确有此 事,主旋律也有责任光明正大发布公告,何必躲躲闪闪,何必说悄悄话?应该堂堂正正一体照会全世界,应该让大家都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公民社会存在! 虽然《宪法》宣布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那是假的,空的,是做戏!主旋律是不准教师向学生讲公民权利的!中国政府虽然参加国际条约和国际组 织,但是决不承认普世价值!中国虽然有新闻,但新闻在中国是没有自由的!中国将永远把反腐败藏在黑箱裡边,因为“权贵资产”的秘密是绝对不可洩露的!中国 将永远成为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因为司法是不许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是神,因为它的错误,即使是历史上的错误,也是受现政权保护而神圣不可讨论的!

如果确有此事,我还建议主旋律在公告周知之前,首先做两件事:废除宪法和废除国号。因为这七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违宪的,都是和共和国的本质水火不相容的。

总之,要么废掉主旋律废掉七不讲,要么废宪废国。两者不共戴天。何去何从,惟主旋律自择。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朱令事件的几点说明—贝志城

时间:2006-01-03

我是贝志城,朱令的初中高中同学。朱令大学同学们口中的“谣言”制造者。1995年4月,朱令二次中毒,4月8日我和5名中学同学一起去医院看望她,我们每次一个进入ICU,那个我们熟悉的美丽、活泼、多才多艺的朱令,头发全秃,全身插满管子躺在那里,昏迷不醒。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双腿发软,想跑又跑不动。一个男同学说,我们一定要救朱令。那时我刚刚接触互联网,就和朱令的父母说了,要通过互联网求助,确定朱令的病因。朱令的父母对互联网一无所知,并没有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1995年4月10日我们开始通过互联网求助,就此我开始卷入此事。

我第一次在网上明确表示怀疑孙维是2002年,在这之前我甚至没有在网上谈论过,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地回忆。不知道朱令和孙维的大学同学们说我每隔两三年就散布“谣言”有何根据。

怀疑孙维并不是我的臆断,1995年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孙维是谁。朱令铊中毒距现在已经11年了,警方透露给朱令家属的唯一嫌疑人,就是孙维。并不是我以及朱令家属怀疑孙维,警方才开始调查孙维,而是警方长时间地调查孙维,我们才知道了孙维是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朱令的大学同学们,都表达了自己的美好祝愿,愿朱令活下去,健康起来。但你们可能忽略了,朱令和其亲属还有另一个愿望,那就是要知道到底谁是真凶。

2005年的时候,朱令的妈妈还去市公安局信访,市局口头答复,此案上级早有批示,不可能再查了。

对于这个11年未破的案件,孙维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线索了。

所以负责任的做法是说出自己知道的真相,哪怕是点点滴滴。你可以不怀疑孙维,但你用什么担保就不是孙维。我坚持自己的怀疑,从警方和清华透漏的点滴信息没法不让我坚持这个怀疑。

我曾经试图和朱令的大学同学联系,希望尽量接近真相,找到真凶,也不希望冤枉好人,得到的答复大多是不知情、不爱讲。现在我被群起攻之指责为“谣言”制造者,那么如果果真是谣言,你们的沉默和冷淡是不是也是这“谣言”产生的一个因素呢?

下面我就我所掌握的事实做以下说明,鉴于国内的现实和对知情人的保护,请恕我不能如“团支书”所要求的那样给出消息所闻的明确出处,但不代表这仅仅是道听途说。

1,孙维如何被怀疑?

调查之初,没有人怀疑孙维,朱令的同班同学都没有怀疑孙维。而是班上另两个女同学,跟朱令有矛盾,甚至在朱令重病时都坚决不去看望。包括朱令的男友当时怀疑的也是别人。

警方把孙维列为嫌疑人,是因为清华大学出具的材料:孙维是唯一接触铊的学生。民乐队,她是朱令的替补。

这并非是我造的谣言,这个孙维应该很清楚,被警方问讯时,应该已被告知。

2, 朱令的杯子在床下孙维的箱子中翻出

这个事实我第一次得知是1998年,朱令的母亲亲口所说。

消息来源是市公安局的一位离休干部。为朱家世交。太阳正暖只能证明派出所取走宿舍内属于朱令的东西,并不能证明警方没有搜查过孙维的物品。

3 朱令父亲走私铊传言

中国的重重社会关系,直面很困难的,我站出来了也就准备付出代价。警方调查之初,我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女友在清华且和朱令班上一些女生关系不错。说清华传言朱令中毒是因为他爸爸走私铊,不小心沾染的。当时,我想这个谣言如此恶毒,实在不像是无聊的人可以编出来的,告知警方调查出谣言的来源有助于此案的侦查。好友因此差点和我决裂,我被讯问时警方态度很友好,他的女友被询问警方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对同学很抱歉,但是这件事还是要做。同时,我补充一点,谣言的来源最后查到了,确定为孙维所为。

4 翻译事件

救助过程中,我们专门编写了一个软件分析写邮件人的严肃度(包括是否医生、他判断是那种病、回信频率),在怀疑铊中毒之后,也用关键字搜索分类,把不同的诊断方案、治疗办法分出来,最后治疗方案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需要朱令同学帮助翻译时,我亲历的情形上个以前帖子已有详细描述,朱令同学的表现令人心寒。第二次我的同学吴向军和她们的团委书记应该说得很清楚,第一协和不接受材料,第二翻译的结果必须我们拿回来处理和甄别后才能有用。但是我们几次催要都得不到任何翻译的结果,现在这位团委书记解释说是直接交给协和了,我相信他?不管是因为他是党员习惯循规蹈矩还是清华北大的俞亮情节,显然他把这些摆在了他的同学安危之前。

5 朱令的班集体

朱令的班集体,恕我直言,给我的感觉,很奇怪。无论是在翻译事件的所作所为,还是后面我贴出的朱令的同学给我的邮件。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重视集体荣誉超过一切甚至同学的生命的班集体。现在这么多自称是她同学的人跑上来起劲,第一我希望你们用真名发言,无论是你们想洗清孙维的怀疑还是希望找出真凶,真名发言都是效果最好的。第二,希望你们跳着脚证明孙维人品的时候,能够把这十年来你们没做的工作补做一下,清华到底对铊盐的管理是怎么样的,同学中谁能够接触。请不要在11年之后,告诉我,朱令是自己不小心误服的,其实那个真凶是不存在的。

6 关于孙维被清华扣发毕业证及不出具出国证明

孙维自己的帖子已经证明我所言非虚,孙维的同学的帖子也证实了她已出国多年。

7 孙维的爷爷有没有干涉此事

95年下半年,警方已告知朱令父母在调查孙维。孙维声称警方97年前都没问讯过她,并以她爷爷1995年12月已经去世,证明没有涉及此事。此事的正确时间线索是,95年下半年,警方已明确锁定孙维,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不是邓,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是总书记。

8 我为什么坚持怀疑孙维

我接受警方问询仅一次。我没有向朱令家人提供过任何潜在怀疑人的信息,朱令家人对孙维的怀疑来自警方。我和朱令的父母通过不同渠道看到了一些证据,我怀疑孙维就是凶手,但不是100%确定。很多人希望在这里提供证据,我说了一些可以说得,但是第一中国的政治和现实不允许我提供更多的,第二很多证据我相信嫌疑人本身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提供了只会让可能的凶手掌握更多的资料,更好的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警方、校方提供给警方的证词,以及朱令的父母、或者是刚才那位我的同学的女友,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造谣。如果没有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明说明清华作了伪证,我不会收回这个怀疑。更何况一些信息是从两个不同渠道得到了证实。孙维的同学有的写的言之凿凿,以前说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不也是你们吗?有的证明比较可笑,例如,太阳正暖同学愤怒的证明水杯事件是子虚乌有的,其实你能说的只是,这件事我不知道。警方调查的结果不可能透露给你,警方搜查的时候也不可能让你在边上看着。包括还有一些自称同学的人居然提出来让我登出警方案卷这样天方夜谭的要求,我很不理解你们这么做的原因。我希望你们提出证据的时候,不是用一堆马甲互相证明,为什么能证明,拿出证据来。你们身在国外,不存在面临的政治压力等等。无论为了孙维还是朱令都希望你们用真名站出来说清楚。

9 清华的责任

协和治疗过程中,极度抗拒外面的协助,记得我把整理好怀疑铊中毒的资料交给他们,在医院走廊等了一上午,所有医生都拒绝接。事后他们解释误诊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华,说清华矢口否认朱令可能接触到重金属盐。另外由于是两次中毒高峰,当时想不到投毒的可能,没人会想到重金属中毒的症状是这样。警方调查,又是清华指证只有孙维因为参加一个项目可能接触到铊,如果孙维说不只他一个人能接触铊是真的,那我认为此事无论朱令的中毒和迟迟找不到凶手都是清华责任最大。

10 网上洗不白孙维

我不认为是我一直在造谣言,孙维彻底洗清自己的嫌疑也不应该是在网上。

如果朱令事件还能有个水落石出之日,我希望孙维勇敢地向校方和警方讨还自己的清白。

孙维的同学们,最应该做的,也不应该是和网友对掐,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回忆一下当年的真实情况。到底谁能接触到铊、谁有可能下毒、铊盐的致死量差不多一克下去要什么条件。或者能够让舆论客观的调查此事,形成压力,让警方重新调查此案,让清华在压力之下将真实的情况还原。

朱令被投毒,总得有个投毒者吧,不要告诉我是上帝。

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 每名3000美元外销


高凤村曾又东的双胞胎大女儿很小时候被抢走,找到的时候女儿已经在美国了。他在展示好心人帮他带回的女儿在美国的照片。李漠 摄

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十余名“非法”婴幼儿被计生部门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部分后来找到下落,有些已被收养在海外——不能被尘封的悲剧


文章来源:财新网-《新世纪》周刊 记者 上官敫铭 | 文 李漠 | 图

漫漫寻亲路上,湖南人杨理兵随身携带着一张压了层塑膜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叫杨玲,是他的第一胎孩子,算起来今年应该七岁了。

2005年,杨玲尚在襁褓中,就离别了亲人。她不是被人贩子拐跑,而是被镇里的计生干部以未交“社会抚养费”为名强行抱走的。

四年后,杨理兵终于得知女儿的下落——远在美国。

2009年的一天,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在湖南常德一家酒店里,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手中,得到女孩的两张照片,“我一眼就能肯定,她就是我的女儿。”杨理兵说。

杨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2002年至2005年间,以计生部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强行抱走婴幼儿的行为,在隆回县高平镇达到高潮。多年后,因部分家长锲而不舍的寻亲,类似事件浮出水面,乃至波及美国、荷兰等国。

上篇:抢婴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县城北行70多公里,到达高平镇。这是一个位于大山群中的乡镇,人口7万多人。

看似人口不多,长年来,高平镇却面临着计划生育的压力。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以“一胎化”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湖南省也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禁止性规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负责人及责任人和单位,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

隆回县连续十余年,保持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制定的处罚和考核细则更为严苛。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时的高平镇乡村,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标语——乡民们解释称,其意思是计生干部给违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约只需三分钟时间,之后再没做通,家里值钱的家当就将像被龙卷风过境一样被一扫而空。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标语,也让人惊悚。因超生问题而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问题,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袁朝仁说。

袁朝仁所说的“没收小孩”,是高平镇计生部门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计生办人员进村入户,将涉嫌违法生育、抚养的婴幼儿抱走。

因此,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间,高平镇出现坊间所称的“抢婴潮”。

“没收”杨玲

杨理兵清楚地记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

那天下午,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产迹象。父亲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袁长娥。袁长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当她赶到杨理兵家时,杨的母亲正陪在儿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生产很顺利。”

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便离开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谋生,“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

对于头胎女儿为什么会被抢走,杨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猜到了原因:因为他们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结果计生干部误以为这个女孩是被两个老人收养的,因此也在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列。

杨理兵的父亲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他们很凶,她奶奶在屋里看到后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

计生干部最终发现了被奶奶抱着躲在猪圈里的杨玲,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要带走这个“非法婴儿”。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他们说,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但四处筹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计生办的人说,就算交一万块,人也要不回来了。”

那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还不用交罚款,“他们答应给我办理两个‘准生证’。”

“准生证”后来被改名为“计划生育服务证”,是中国新生婴儿赖以证明合法身份的主要凭证。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龄夫妇在生育前,必须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这一证件,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杨理兵并不理会这些。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根本就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拆散双胞胎

计生办“没收”的孩子,不仅杨玲一个。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镇的计生干部,就抱走了曾又东夫妇的一个女儿。

曾又东是高平镇高凤村人,与上黄村的袁赞华结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赞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降生后,由于交不起罚款,家里的房子被计生办人员拆掉了屋顶。夫妇俩由此跑到外地谋生,发誓要为曾家生个儿子。

第三胎怀孕后,曾又东、袁赞华夫妇躲到了岳父家。“为了躲计生办的人,我们在竹林里搭了个棚子住。”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里,曾又东的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给袁赞华接生的,是上黄村的接生婆李桂华。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李桂华对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头,第二个先出脚。”

很难说曾家此时是欢喜还是烦恼。袁赞华发誓:“再生一个,无论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东夫妇决定到重庆打工。四个小孩,“我们决定带三个在身边,留一个在妻子哥哥家代养。”曾又东说。

于是,袁赞华的兄嫂袁国雄、周秀华夫妇,为曾又东夫妇抚养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儿。

厄运于次年发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镇计生办陈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闯进上黄村袁国雄家,将一岁半的小孩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袁国雄的妻子周秀华。

“刚开始他们叫交3000,后来就涨到5000元,再后来就要1万元了。”袁国雄夫妇曾据理力争,向计生办人员坦陈,这是代妹妹家抚养的。但计生部门原则性很强,一口咬定交钱才能赎人。因交不起罚款,双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因通讯不畅,曾又东夫妇当时对此一无所知。那年3月,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做小生意的曾又东夫妇,还沉浸在幸福中,袁赞华生下了他们期盼的儿子。

2003年,因母亲过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才知道女儿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东对这对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已经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点小赘肉?”

四类婴儿

杨理兵和曾又东的遭遇并非孤例。高平镇被计生办以“超生”或“非法收养”等名由“抢走”的婴幼儿,不在少数。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数额多少没有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

高平镇西山洞村五组农民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2004年8月,他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家具厂打工时,逛街时看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这是一条生命啊。”袁朝容将女婴救起。在工友建议下,时年42岁无妻无子的袁朝容,喂养了这名婴儿,并取名“袁庆龄”。

2004年12月,袁朝容将孩子带回老家,向村长汇报此事,交了些钱,希望村长帮忙办理领养手续。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费,委托姨妈代养孩子,自己再次离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镇李子健、陈孝宇等四五名计生干部闯入袁朝容姨妈家,称此女婴为“非法收养”,将袁庆龄抱走,并称必须交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当时弟弟在广东,自己多次到镇计生办请求放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四个月后,当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时,得到的答复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大石村十组农民袁名友夫妇,生育了两名男孩之后,妻子进行了结扎手术。1999年,他们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镇做生意时,捡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收养下来。年底,回乡过年的袁名友将此事向村干部汇报,并委托办理收养手续。

袁名友说,2002年5月10日,在缴纳了2000元社会抚养费后,该名女婴在高平镇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在初次户口登记上,女婴取名“袁红”,与户主袁名友的关系是“养女”。

虽然已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上了户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镇计生办干部刘唐山等四人还是来到袁家,将袁红抱走。彼时,袁名友夫妇在田地里劳作,看到来刘唐山等人抱着孩子驾车离去,飞奔尾追。

“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袁名友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说我非法收养,叫我按手模。说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就不放人。最后说至少要交3万。”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凑足钱带到计生办时,女儿已经不见了。“她的脖子底下,左边有颗黑痣,豆子一样大的。”回忆起养女的模样,袁名友眼圈红了起来。

吊诡的是,袁红被计生办抱走三年后,2005年12月30日,当袁名友家更换新户口本时,袁红仍是袁家的一员。户口本上,袁红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儿”。但袁红至今下落不明。

与袁名友的遭遇类似,高平镇合兴村二组农民李谟华收养的女儿,也于2002年被计生干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为收养的女儿李艳上了户口。彼时施行的《收养法》,尚无“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订后才增加此规定)。女儿被抱走后,李家无力缴纳罚款,李艳由此不知所踪。

在黄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与女友唐海梅结婚。当年12月底,夫妻俩为周家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周娟。

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周英河和唐海梅当时按传统习俗,办过酒席即宣布结婚,暂未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三个半月后,周英河夫妇南下广州打工,周的母亲刘素珍(音)承担了哺育孙女的任务。然而,周娟最终还是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抱走”了。

据刘素珍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个干部又来抢小孩,我抱着孙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邻居家。”

计生干部最终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觉的周娟。“他们说,你老人家不会带小孩,我们带比你带好些。”刘素珍跟着他们来到计生办后,按要求照相压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说要交1万5千块才能把孩子抱回来。”刘素珍没有能力筹款,孙女被计生办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组的袁新权,头胎女儿也被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权的女儿降生。当年11月25日,家人抱着女儿在路上行走时,被计生办人员强行将女儿抱走。

不独隆回县,在邵阳市洞口县,也有类似情况。

2008年12月2日,该县城关镇的厚永军、肖绚丽夫妇,因超生未及时上交社会抚养费,他们诞生才40天的一名男婴,被当地计生干部抱走,后因找人说情才被还回。

据曾因超生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16名婴幼儿,被镇计生办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强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传统习俗摆喜酒,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种是超生。”袁朝仁称,前两种情况,被抱走的婴幼儿都是其父母亲生骨肉。“第三种,就是抱养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养规定;第四种,应该说是合法收养的,因为他们已经上户口了呀!”

这四类婴幼儿,都是当地计生干部锁定的目标。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高平镇各地乡村,乡民们谈计生色变。一些乡民称,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时,家有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婴幼儿的农户,便闻风而四处逃避。

依据多位家长描述,计生干部抱走婴幼儿的过程几乎大同小异。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调查核实,截至2005年,被高平镇计生工作人员强行抱走的婴幼儿,至少有16名。

中篇:生意经

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扭曲的“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通过整治,高平镇的超生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然而,在经济凋敝的大山深处,乡民们“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弃婴”收养黑幕

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但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说法。

邵阳市福利院能够证实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

“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蒋德伟说,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

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

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经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

前述案件,撕开了“弃婴”收养黑幕一角,福利院成为“洗白”人口贩卖的合法中介。2006年2月22日,湖南省祁东县法院公开审理这一福利院贩婴案时,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巧合的是,前述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疯狂“买进”婴幼儿的时间段,正是隆回县各乡村爆发“抢婴潮”的时期。

2009年7月,中国媒体再次披露了计生部门将超生婴儿抢送到福利院,并在涉外领养过程中牟利的事件。在贵州镇远县,计生部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走,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将其变为“弃婴”,多名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与多年前衡阳市的多家福利院一样,镇远县福利院每送养一名婴儿,亦可获3000美元“赞助费”。

“弃婴”制造链

为了将这些抢抱走的婴幼儿变成合法“弃婴”,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伪造或编造了相关文件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根据这些资料,就2005年计生办抱走杨理兵女儿的案卷,进行了采访核实。

当年,该案的案由系杨理兵“非法代养一个孩子”。立案负责人为时任主管计生工作的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经办人包括计生办的刘唐山、李红旺、罗伟等三人。在案卷中,包括了结案报告、立案呈批报告、综合材料、分别对杨理兵父子的两份讯问笔录、杨理兵本人的申请书、民政办证明、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村干部证明等十份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证实,除了高平镇派出所出具的杨理兵登记结婚的证明是真实材料,其他九份材料均系编造或伪造。

在对“杨清正”的讯问笔录中,文字资料显示,“杨清正”承认抚养的女婴为“儿子杨理兵从外面捡回来的”,并表示“听人民政府处理”。在笔录上,在多处签字“杨清正”处,印上了鲜红的指模。

但是,杨家人称,高平镇计生办人员从未对杨父做过笔录,而杨理兵的父亲,正确的姓名应该系“杨亲政”而非“杨清正”。

在对杨理兵的笔录及其“申请”中,于2005年4月30日签字且按指模的“杨理兵”称,“我自愿申请将捡回的小孩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绝不后悔”。但事实是,女儿被抱走一个月后,身在深圳的杨理兵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全都是伪造的。”杨理兵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村干部证明”文件,是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姣”出具的。证明书称,杨理兵在外打工时“捡到一个女孩,未取名,一直放在家里由他的父亲代养。我村杨理兵还不符合收养条件,他父亲又年事已高,无力抚养小孩”。

事实上,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蛟的家,与杨理兵家隔着一座山。“我是给镇里的计生干部说过,杨理兵家养着一个女孩,当时听说好像是捡来的。”汪先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当时不太确定情况。但这份证明肯定不是我写的。”

看到记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后,汪先蛟确认,“我的字不能写那么好的。这个签名、手印也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龙的‘蛟’。”而“证明书”的落款是“汪先姣”。

在高平镇向上级部门汇报的“计划生育违法案件”中,与杨理兵的案卷一样,相关材料中,当事人无一例外,均“承认”婴幼儿是捡来的来历不明的“弃婴”。

对此,曾任高平镇党委书记的陈勇称,被抱走的婴幼儿是有亲生的,但当时村民害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又希望继续生育男孩,因此都自称是收养的。

时任高平镇计生办主任周小方说,生下女婴的家庭,多将婴儿放在亲戚家抚养,以逃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计生干部在执法时,村民不承认抚养的婴幼儿是亲生的。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对案卷涉及的相关当事人进行采访核实时,有血缘关系的抚养家庭,无一人自称这些婴儿是弃婴。

“他们抢走的是我孙女啊!”为儿子周英河抚养孙女的刘素珍,回忆起孙女被抱走时的情形时失声痛哭。她说,当时自己与孙女周娟被关在计生办二楼,计生干部让她在一份材料上按了手印,不识字的刘素珍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对于伪造“弃婴”文件一事,当年负责高平镇计生工作的刘述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不可能造假。”时任计生办主任周小方则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对于抱走计生对象婴幼儿一事,“当时已有结论,没有他们(指寻找子女的家长——编者注)说的那些事。”

一夜出炉的调查报告

经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证实,隆回县高平镇被计生部门带走的13名婴儿中,至少有7名是抚养家庭的亲生骨肉。之后,家长们一直抗争不止。

在“抢婴潮”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找到了遭遇相同的家庭。他们组成维权团体,向当地政府讨要公道。

2006年3月10晚,隆回县政府得知,多位被抢婴幼儿的家长打算到北京上访维权。时任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向才昂等人做出批示,要求隆回县调查处理。

当晚,隆回县县委书记杨建新、县长钟义凡等人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成立调查组。次日上午,隆回县从县委办、纪检委、计生局、宣传部等四部门抽调11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陈云鹤带队,赴高平镇展开调查。

时隔仅仅一天,2006年3月12日,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即出炉。调查组确认确有12名婴幼儿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被调查的12户村民分别为:合兴村魏太喜、大石村袁明友夫妇、白地村王义娥夫妇、黄信村周乐平刘素贞夫妇、金凤山村罗如冰、杏升村聂仙银夫妇、金凤山村周英喜夫妇、回小村袁家石、大田村周英明夫妇、凤形村杨清正、上黄村袁国雄夫妇和毛坪村袁新权。

前述调查报告称,被计生办抱走的12名小孩中,11名不符合收养条件,又未办理任何收养关系手续,属于非法收养。“在非法收养人主动提出送社会福利院的情况下,全部移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

调查组承认,只有袁新权与孙歌的女儿为“未婚先育”,“袁新权父子请求计生办工作人员协助……将该女婴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但是,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调查报告中涉及的12户村民中,并非报告所称“婴儿或幼儿的来源情况说不清楚”。包括黄信村周乐平夫妇、凤形村杨清正夫妇、上黄村袁国雄夫妇等家庭,其抚养的婴幼儿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其中,周乐平夫妇抚养的,是其儿子周英河夫妇所生的第一胎孩子;凤形村的“杨清正”,抚养的是前述其子杨理兵的第一胎女儿杨玲;而上黄村袁国雄夫妇抚养的,是前述曾又东、袁赞华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

在调查组所涉名单之外,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家长及当时婴儿接生婆的调查核实,至少有七名被计生办抱走的婴幼儿与抚养家庭有血缘关系。

下篇:宝贝回家

魏海龙回家

在“抢婴潮”中,合兴村五组农民魏太喜的养子,是被计生部门强行带走的小孩之一。

2005年10月16日上午,高平镇五六名计生干部闯入魏太喜家,将时年五岁的魏海龙带走。计生干部留下话,“交钱(社会抚养费)赎人”——魏家要缴纳6500元,才能领回孩子。

魏海龙是魏太喜收养的弃婴。2000年,魏太喜与妻子龙蕊(当时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贵州天柱县凤城镇打工时,捡到了一名出生约十余天的男婴。据魏太喜称,因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便将男婴抱养,取名魏海龙。当年春节,回家过年的魏太喜向一名村干部交了100元钱,希望办理收养申请和登记事宜。

六年后,当魏海龙已届入小学念书的年龄时,计生办干部李子健、陈孝宇等六人,突然登门,将其从家中带走。

根据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

针对民间大量存在的私自收养情况,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提出了“区分不同情况,妥善解决”,包括补办手续等手法。其中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私自收养,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并没有规定可以从收养人手中强制带走被收养人。

魏太喜家穷极,拿不出钱,他绕了几个弯之后,找到了时任邵阳市人大代表袁忠福。

袁忠福是高平镇江魏村种粮专业户,曾培育了杂交水稻新品“五彩稻”,当选为邵阳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接到魏家的求助后,袁忠福找到了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刘述德。刘对袁的答复是,小孩已送福利院,要交1万元社会抚养费方可领回。

对此,袁忠福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分别向隆回县人大、县政府等部门反映此事。

针对袁忠福的诉求,高平镇计生办于2005年11月2日向相关上级部门领导专函汇报称:魏太喜未年满30周岁(魏1975年12月生),不符合《收养法》第四款关于收养人须年满30岁的规定;此外,收养人未遵守关于“收养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而魏海龙是否为弃婴,也无相关证明。

高平镇计生办还在前述汇报材料称,因收养关系不成立,魏太喜“主动提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小孩,请求镇计生办将小孩送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计生办出具的魏太喜的“申请书”,如前述提到的杨理兵申请书一样,同系伪造。

在魏家向计生办讨要魏海龙期间,高平镇计生办却向相关上级部门汇报称,魏太喜听闻公安机关将调查其非法领养一事畏罪潜逃。而事实上,魏太喜及其家人,为了从计生部门手中要回养子而一直抗争。

得知魏海龙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后,其就读的雪界小学曾专门致函高平镇计生办,希望计生办领导“以孩子学业为重,让他赶快重返校园”。对此,计生办不予理会。

魏海龙是“弃婴”,还是如计生办称系魏太喜“买回”?为了查明真相,袁忠福奔赴贵州等地调查了解情况。据魏太喜当年打工的店主陆跃珍证实,2000年6月的一天晚上,陆跃珍的商店门口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陆等人出门查看,发现裙包里放着一个出生未满一月的男婴。“可能是想送给我养的。”陆跃珍说,“但我不想要。我想到魏太喜爱人无生育能力,我劝他俩捡着带养成人,这也是积德。”

确证了魏海龙的弃婴身份后,在袁忠福的督促下,2005年11月底,高平镇计生办和派出所将魏海龙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回。被带走29天之后,魏海龙终于回到家中。

寻亲之路

魏海龙回家的消息,激起了更多家长的寻亲热情。

女儿被抱走后,曾又东不止一次到高坪镇计生办讨要说法,但总是无功而返。“他们说我女儿是捡来的。之后不管怎么说就是不理我了。我去县公安局报了几次警,警察每次都说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就不管了。”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6年3月25日,为了防止最小的儿子又被抱走,曾又东主动去计生办缴纳了14400元社会抚养费,为儿子办理了落户手续。

袁庆龄被抱走后,袁朝容曾从广州赶回老家讨要说法。“他们说我这是非法领养,还把我打了一顿。”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女儿是我救起的,当时不救她就死了。如果她还在人间,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袁朝容的哥哥袁朝福则誓为兄弟讨个公道。袁庆龄被计生办人员抱走四个月后,有一天,原高平镇党委书记田昌金对袁称,袁朝容符合收养条件,但收养需要申请。袁朝福转述了当天田昌金对他的话,“他说,我给你们联系,出点钱另找一个孩子来养吧。原来那个女孩不行了,已经不见了。”

为此,袁朝福找到了主管计生工作的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刘并没有给袁朝福答复。讨要孩子的代价是,袁朝福被拘留了五天。依据隆回县公安局认定,袁朝福打了刘述德,因此将其行政拘留。

但袁朝福说,“那是陷害!我们吵了起来,他就叫派出所警察抓我。”为了力证自己被诬陷,2006年3月,袁朝福曾向隆回县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

袁红被计生办抱走后,袁名友曾据理力争,但计生干部们不予理会。能证实袁名友夫妇合法收养袁红的材料,包括当时捡拾时现场目击者的证明、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收据、袁红已合法进行户口登记等材料。

“这些他们都不认,就是叫我交钱。”袁名友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袁名友夫妇追寻女儿的脚步,止步于镇计生办。让袁名友更加愤怒的是,袁红不知所踪九年后,2010年11月,袁家上缴的农村合作医疗费中,仍要缴纳女儿的份额。

“弃婴”的命运

“高坪镇民政办现送来女弃婴一名。请接收。”2002年至2005年,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的接收弃婴申请书。

对于这些送来的“弃婴”,福利院照单将其收下。“他们也是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怀疑吧。”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说。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

依照《收养法》、《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福利院的婴儿、儿童可进入本国及涉外将婴儿涉外送养渠道。2003年,《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明确,“社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

财新《新世纪》记者查阅了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然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高坪镇乡民而言,这些公告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公告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多年来,家长们向外界寻求帮助,追寻亲生骨肉下落的努力从未停息。湖南邵阳、省会长沙、首都北京等多个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都留下了他们信访的脚印。

2006年3月10日,高平镇部分婴幼儿被计生办抱走后下落不明的家长,决定集体到北京上访。消息被当地政府获悉,家长们的维权行为被阻止。当年3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披露消息,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抢走农民婴幼儿的消息第一次被英文读者所知。

2007年上半年,家长们找到内地记者反映相关事宜。

2008年,中国儿童第二大收养国荷兰,其EO电视台在中国孤儿问题电视专题片中,除了检讨荷兰从中国收养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疏漏,也指责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涉嫌将高平镇计生办送来的婴幼儿变为“弃婴”的行为。杨理兵的亲生女儿杨玲,在未被计生办人员抢走前的照片,出现在该专题片中。

2009年9月2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关于中国弃婴及收养等相关问题的报道中,再次披露了隆回县高平镇多名农民婴幼儿被抢后送到福利院的消息。美国是收养中国婴幼儿数量最多的国家,该报道引发了美国读者的热议。

1996年6月,中国收养中心成立,中国涉外收养工作当年正式启动。至今,与中国建立收养合作关系的国家有17个。2011年1月18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收养中心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据该中心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至今共有10万多名中国孤残儿童被外国家庭收养。可以确认的是,被高平镇计生部门送到福利院的“邵氏”婴儿,部分就名列其中。

“我们都是按着政策规定来的。”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福利院涉外的收养程序符合规定。对于那些“弃婴”下落,蒋称,依据《收养法》规定,不便透露任何信息。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人伦悲剧

最终,部分婴幼儿的下落还是有了眉目。2009年底,有热心的美国读者依据媒体报道,找到了三名情况较为吻合的被收养女孩资料——包括刚到达美国时对的信息和照片、几年后的近照等。

这三人的照片传真到了邵阳。“这就是我的女儿!”曾又东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时脱口而出。照片中的女孩,与双胞胎妹妹曾双洁长得近乎一模一样。“她会讲中文吗?会回来认我们吗?”曾又东像在呓语,“不是我们抛弃她,她是被抢走的!”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多方渠道得知,收养双胞胎姐姐的是一对年龄偏高的美国夫妇,丈夫于2010年病故。养女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这户家庭原有的联系方式均已失效。

第二个获悉女儿去向的是杨理兵。他已记不清是2009年的哪一天,一位自称“小叶”的人,说找到了与杨玲信息较为吻合的两个女孩。

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从打工地湖南郴州赶到常德。当见到小叶提供的两位女孩照片中的一张时,曹志美痛哭不已。“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女儿。”杨理兵指着其中一张相片说。

远在美国的小叶,时常为美国收养家庭做翻译。依据收养地点、时间等相关资料,小叶提供了与杨理兵儿女较为吻合的信息。但或是出于尊重收养伦理的考虑,除了确认杨玲被美国家庭收养,小叶再未提供更多相关情况。

“小孩在她的美国收养家庭生活得很好,她的收养父母都非常爱她。”小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进行DNA鉴定之前,收养家庭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女孩是杨理兵的女儿。“但我相信,将来会有她与亲生父母相认的一天。”小叶说。

相关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邵阳市福利院确认接收的十余名婴儿中,“都已送养到国外”。更多信息较为吻合的照片传真回来,然而,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除非进行DNA鉴定,都不敢确认谁是自己的骨肉。

曾又东夫妇认女儿的依据,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她们就像一个模子所刻。而杨理兵,则是因为在小孩被抱走之前,曾给女儿拍下过照片。

给杨理兵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在高平镇的一条街上。杨理兵每次经过,老板娘总会问,“你女儿找回来了吗?”

寻女多年,杨理兵夫妇已无心营生,家境日渐窘迫。确认女儿仍存活于世、身在美国的消息后,曹志美要求丈夫尽快找回杨玲。2009年底,曹志美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她留下话说,连女儿被人抢去都找不回来,跟我过还有什么意思?”言及此事,泪水在杨理兵眼眶打转,“只要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女儿。”(来源:财新网-《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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